高盛帝國(上、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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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日即報收在80美元。1923年，優先股退市時的結算價格為每股125美元。

有了西爾斯與伍爾沃斯這樣成功的先例，高盛迅速由一家猶太人經營的，總是艱難地完成其承銷業務的圈外公司成長為一家在公司內外都以敢創新、有效率、高贏利而被認可的公司。1913年4月24日，也就是伍爾沃斯股票成功發行一週年之際，位於曼哈頓下城的伍爾沃斯大廈竣工—這是時至今日也讓人歎服的標誌性摩天大樓—其投入使用之日還專門舉辦了慶祝晚宴。弗蘭克·伍爾沃斯作為宴請的主人，身旁一側是建築設計師卡斯·吉爾伯特（Cass　Gilbert）；另一側是他的銀行家塞繆爾·薩克斯。伍爾沃斯在介紹這二人時說：“沒有這二位就沒有這座大樓。”

直到從高盛退休之日，阿瑟·薩克斯（Arthur　Sachs）一直身兼伍爾沃斯的董事，讓人們不解的是，伍爾沃斯並沒有從公司內部選派一位繼任的董事。在後來的40年間，高盛與伍爾沃斯並沒有什麼實質的業務往來。但是，從沃爾特·薩克斯到斯坦利·米勒（Stanley　Miller）都堅持開發與伍爾沃斯的新業務。終於在60年代的時候，高盛發行了伍爾沃斯的本票並促成了從布朗鞋業手中收購金尼製鞋公司（Kinney　Shoe　Co。）的交易。這些交易在沃爾特·薩克斯看來都是極好的例證：“我確實找不出比這些例子更好的證據來說明維持老客戶關係的重要性了。”或許有些人會質疑這項努力了40年才得來的唯一一次業務的價值—特別是當這單業務完全可以不經過40年的積累就輕鬆獲得的情況下—但是在薩克斯擔任公司領導的日子裡，客戶服務被提升到了相當重要的地位，因為新客戶幾乎絕跡了。高盛與雷曼兄弟藉此賺得了好的名聲，他們被視為優質企業的承銷商—特別是在零售行業—他們承銷的股票都表現良好。合夥人開始自豪地說，經過這兩家承銷的企業肯定都已經透過了“質量驗證”。

白手起家（9）

與伍爾沃斯首發大約同一個時候，高盛也招攬了其第一位全職的新業務掮客：內德·阿登·弗勒德上校（Colonel　Ned　Arden　Flood）。此人“十分有趣，儀表堂堂，舉止得當。弗勒德穿著入時，談吐不俗，當然免不了總是帶著文明棍”。雖然從來不曾成為公司的正式僱員，但是弗勒德總能從那些經他介紹而做成的生意中獲得提成。他在為公司帶來新客戶方面做得非常出色—包括斯蒂貝克和克魯特·皮博迪—因此，6年之後他就功成身退了。弗勒德離開之後，開發新業務的任務就落在了新一代的合夥人以及分支機構經理們的身上。當然，現在看來這是一點進取精神和創造力都沒有的活計。在那個時代以及在之後半個世紀中，華爾街一流企業之間—存在競爭關係的公司之間從不互相徵詢新業務。就是那麼簡單的事實，卻從來沒人去做。

“回顧當年那些日子，”沃爾特·薩克斯日後回憶道，“交易總是進行得有條不紊，總是能平穩地向前推進。”但是高盛內部平靜的家族關係—戈德曼家的兩姐妹嫁給了薩克斯家的兩兄弟，公司所有的合夥人都是兩個家族的成員—卻在阿斯特酒店（Hotel　Astor）進行的一次晚宴上，由於對海外業務的看法存有分歧而被打破。這次分歧使得兩家人決裂，也導致了公司的分裂。兩家人的疏遠也必然引發高盛與雷曼兄弟一度成功的合作歸於分裂。

1914年8月，德國對俄國宣戰，一天之後即對法國和英國宣戰。大戰爆發後不久，沃爾特·薩克斯就從英國回到了美國，他期望公司合夥人都支援盟軍—這也是他對克蘭沃特一家作過保證的—但是卻失望地發現亨利·戈德曼自豪且強烈地表示了對德國的同情，而且不斷地發表支援德國的言論。當他的合夥人和姐妹們都勸說他修改言辭，至少淡化他的觀點時，他斷然地拒絕了。他在公眾場合的發言越來越頻繁，也越來越令人惶惶不安。亨利·戈德曼對普魯士主義崇敬有加，只要有聽眾的地方他就大談尼采的哲學。

戈德曼家與薩克斯家的分歧在1915年達到巔峰，當年摩根大通公開承銷了總價5億美元的英法戰爭貸款債券。華爾街主要的券商基本都參與了這項承銷，但是高盛由於亨利·戈德曼的反對而未能加入。沃爾特·薩克斯後來對錯失這個機會的解釋是：“公司當時有一條成型多年的規定，開展任何業務都必須經過所有合夥人的一致同意。”惱羞成怒的薩克斯兩兄弟親自跑到J·P·摩根的辦公室，以個人名義每人認購了萬美元的債券。

甚至當美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