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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到後面就反過來了，變成我陪他們出差了。1969年那趟為期3周的出差，我們在日本與上百家不同的公司領導者會面。”
那個時候日本還沒有太多投行或者證券業務，但是高盛的競爭者們都在積極地以某種方式開啟局面—尋找可以做的業務，當然，如果高盛把該做的做了也會有業務。在第一次日本之旅回來之後，史密斯被告知“因為你有很強烈的興趣以及你對日本市場的認識和專業技巧，我們決定派你去日本，但是在這個重要的職責上花的時間請不要超過你工作時間的1/4”。
在接下來的幾年裡，史密斯每年去日本5次，每次待2~3周。他的主要工作還是在紐約，為約翰·溫伯格（John Weinberg）的客戶服務。他在日本的“辦公室”就是酒店客房，他給那些公司、銀行和證券行打電話時都沒有翻譯。“大多數公司都有說英語的人或者翻譯，但是我們都沒有，這使我們的會議效果大打折扣。日本最大的4家證券公司把持著所有的業務，所有的外資公司都要去敲它們的門。” 史密斯回憶道：“競爭非常激烈。”
傻子出國記（3）
有一天，約翰·溫伯格可能覺得史密斯在日本待的時間太長了，就和往常一樣很粗魯地說：“別佔著雞窩不下蛋。”所以，1971年，史密斯將所有的時間都放在日本市場的開發上了。
各家競爭公司的關係網都依靠日本券商的引薦，但是史密斯知道這些引薦的結果通常都是和那些“重要人物”毫無意義的會見。“我覺得能讓日本人覺得我是來自紐約的、有頭腦和有好點子的人更好，這樣他們會來見我，而我也可以玩‘你認識誰’的把戲，亨利·福勒被提及過無數次。”史密斯透過他早前建立的聯絡與高管們見面，他回憶道：“我們發出了很多信。”
早期發展的日子並不容易，有些困難是顯而易見的。比如，與西方用字母的排序來排列建築物的門牌號碼不同，東京的建築物是根據其修建年代進行編號的。在一次又一次迷路之後，史密斯不得不找了一個會說一點英語的計程車司機。語言是個大問題。在一開始的電話銷售中，史密斯會說：“謝謝您和我見面。我來自高盛（Goldman Sachs）。”—他並不知道“zachs”的發音在日語裡是安全套的意思。
史密斯決定不在日本生活，因為他相信，如果他不以紐約為基地，並與那裡的合夥人搞好關係後再帶著最新鮮的主意回到日本，他所有的開拓努力都將白費。“如果我在東京待著，和公司的關鍵人物失去聯絡，我們在日本的業務永遠不會被紐約的管理委員會所接受，因為在紐約的人都認為日本的業務就是垃圾債券業務。”
為擁有300年曆史的三井公司發行商業票據的專案可以看做他們在日本業務的突破點。但是美國的商業票據市場不接受日本的票據。史密斯的解決方案是安排美國的銀行提供備用信用證，這是能夠為投資者提供發行人信用保障的創新。在三井公司的票據得到美國市場的接納之後，史密斯奔走於所有他認識的日本大企業，“這是向大家展示這個成本低廉的透過發行商業票據進行融資的方法的好機會，”並且努力讓其他幾個日本企業發行了美國商業票據。他回憶道：“那是一個難得的機遇，我們想盡了一切辦法。”一年後，高盛為三井發行了可轉債券，這極大地提升了高盛在日本的地位。
高盛最早做的股權上市業務是華歌爾（Wacoal）—一家內衣生產商。史密斯指出華歌爾是世界上生產胸罩最多的廠家。這對紐約人來說非常新鮮，因為日本女人一向沒有美國女人看起來那麼“豐滿”。
約翰·溫伯格問道：“這東西你想賣給誰呢？”
史密斯回答道：“機構。”
溫伯格笑著說：“那你可得好好解釋一下了。”
華歌爾希望能夠確認公司股票的發行會得到高盛在後市的支援。正如史密斯後來解釋的：“在我們獲得業務之前，我們不得不保證承銷會非常成功，而當我們獲得業務之後，我們就仔細研究資料以找出成功承銷的方法。”那次交易非常成功而且利潤豐厚。
高盛在倫敦的第一個辦公室是由鮑威爾·卡伯特（Powell Cobot）在20世紀70年代設立的，鮑威爾·卡伯特是西德尼·溫伯格的好朋友保羅·卡伯特的兒子。後來薩珀·西曼接了他的班。薩珀是荷蘭人來自華寶（），他將辦公室的規模擴大了，人數發展到20多人。1970年，剛剛當上合夥人的邁克爾·考爾斯被派到倫敦當主管；他希望將所有的國際業務併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