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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經國再努力也跳不出國民黨的大緊箍咒。在蘇聯時，人家說他是“帶國民黨本質的共產黨”；回到國內，他又成為“有共產黨氣質的國民黨”，因此，他的改革，他的衝勁，只能到某一限度就停擺了。正如美籍華裔作家江南所說的：“從這個角度，分析他的新政，熱鬧有餘，成事不足。禁禁菸賭抓抓煙土強盜，儘可放手大幹，且容易看得見成績，一旦動搖到國民黨的根本，註定非敗陣不可。”
蔣經國不斷收到鄉長和保甲長們的情報，說鄉下“匪患”越來越嚴重，鄉團隊的人被“土匪”打死的不少，此患不除，將釀成“大禍”。蔣經國最後下了決心，一變就一百八十度大轉彎，親自帶領保安團去平定“匪區”——紅軍長征後僅存的贛南粵北游擊區。
此時的蔣經國再也不是戴鴨舌帽，穿夾克工人服，見了人就笑著打招呼的“蔣經國同志”了，而是一身戎裝，戴著白手套，騎著高頭大馬，威風凜凜的保安少將司令了。
蔣經國率領的保安團隊來到南康縣，追索所謂逃走的壯丁，沿途洗劫，群眾憤怒無比，質問蔣經國：“這哪裡是國共合作？你們還在‘剿匪’嘛！”
蔣經國竟然回答說：“就是‘剿匪’又怎麼樣？”
終於，群眾忍無可忍了。一天晚上，熟睡中的蔣經國被衛兵叫醒：“蔣專員！蔣專員！共產黨暴動了，把團隊的槍全繳了！”
這一驚非同小可！原來，紅軍長征後，有些赤衛隊員留下來了，散居在鄉村務農，他們見蔣經國在贛州大抓共產黨，現在又帶兵到鄉下來“剿匪”，鬧得百姓遭殃，雞犬不寧，就秘密聯絡起來。群眾有反“圍剿”的傳統，一呼百應，一夜之間，就把保安團隊的人分割包圍。保安隊被嚇懵了，一個個乖乖繳了槍。
這一驚使小蔣的臉變得更沉了。1940年6、7月間，他在贛州召開的三青團會議上，無端指責共產黨違背民族利益。在另一次行政擴大會議中，他又和信豐、大餘等縣縣長秘密討論了所謂防止“非法分子”的活動，“剿匪”油山“###”的問題。接著，又與鄰省韶關、南雄等地專員、縣長秘密召開“兩省聯防會”，共同對付共產黨游擊隊。贛南專署還出告示，規定“窩藏奸匪”者殺頭、坐牢，告密者賞穀子。
蔣專員目睹信豐縣的革命火焰正旺，油山的游擊隊活動頻繁，這是他“大展鴻圖”的障礙，因此絞盡腦汁，企圖撲滅革命火焰。但他又怕公開撕毀國共合作協定，罪責難逃。故借清查戶口、挖掘兵源、嚴行三禁、安定社會秩序為名，炮製所謂“清鄉運動”。
為了處理這類安全問題，蔣經國派王升擔任專區警察首長。此後，王升就統管贛南的情報和警務工作。蔣經國又派王升兼任軍事科科長，職責包括徵兵入伍。按照國民黨中央政府配下來的徵兵名額，贛南地區落後了，還“欠”中央3000名新兵。
王升處理徵兵問題頗有一套，有一回在贛州市逮捕200名拿不出身份證的年輕人，把他們統統送去當兵。不久，贛南就滿足了國民黨中央徵兵員額的要求。
1940年4月的一天，蔣經國和王升身穿便衣，肩背斗笠，足踏草鞋，從鄉下私訪回信豐縣城。走到加定橋頭，正遇水東小學操場上在上體育課，便停步從石圍牆縫隙向裡瞧，見一隊學生，前面走的都是些矮小個子，年約十一二歲；後面走的那些卻是高大個子，濃眉黑胡，少說也有30歲了。
這些是小學生嗎？他感到詫異，就闖了進去找校長問個究竟。碰巧，一問就問到校長曹相任本人。曹校長也不知道面前這個矮個子是什麼角色，便輕慢地答道：“我就是校長，你有何事？”
小蔣抽一張名片給他，又問：“你這是什麼學校？”
曹看了名片一驚，知道他是蔣專員，嚇得再不敢輕慢，愴惶失措地答道：“敝校是水東小學。”
蔣專員驚訝嘲諷地說：“啊！這是小學嗎？我還以為是大學呢？你看那操場上排在隊伍後面的學生，連大學生的年齡都超過了！上級規定小學生的年齡是多少？”
曹校長知道被抓住辮子了，如喝了兩斤大麴似的，耳紅臉發燒，支支吾吾地仍狡辯說：“他們的年齡是大了些，但他們積極要求上學，所以把他們收下了。”
蔣專員一針見血地訓斥他說：“你這是在包庇壯丁，違犯兵役法，應該坐牢的！”
曹相任嚇得魂飛魄散，牙齒打架，哀求說：“請專員原諒，我把超齡生送回去就是。”
蔣專員嚴肅地說：“要把他們交到鄉公所填入壯丁名冊，準備應徵。”說完便同王升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