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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上半年的一天，呂林給我打電話，要我為他主編的《城市旅遊》雜誌寫稿。呂林主編這本雜誌，擁有可以請人免費出國旅遊的權力，唯一的條件是寫一篇遊記而已。所以，我一方面不敢承諾為他定期供稿，另一方面，也不願失去被他邀請的機會，況且，呂林是我多年的朋友，即使沒有免費旅遊的機會，我也不能簡單拒絕他真誠的邀請。所以，左思右想，給他寫了一封郵件，說了幾個不能從命的理由，信中我還開了一些玩笑，請求他理解。
令我非常欣慰的是，郵件剛剛發出十幾分鍾，呂林就來了電話。他在電話裡哈哈大笑，說了一句讓我非常自豪、也非常難忘的話：小平，稿子不必寫了，要的就是你這種幽默感！
性格溫和含蓄的呂林很少爆發那種誇張的笑聲，所以它一直在我心底迴響。對朋友的體貼，對友誼的珍視，對朋友優點和缺點的理解和欣賞，在呂林這陣大笑裡展示得淋漓盡致。人們說千金易得，知音難逢，呂林是我一生的知音。
今年上半年的一個週末，大約在三四月份，我突然想念呂林，就給他打電話請他來家裡吃飯。電話中呂林說他非常想來，但實在是趕不過來，我說有什麼來不了的，來吧，我等你。呂林說：真的來不了，我在威尼斯採訪呢！我和呂林開心地大笑，心頭充滿了一種無名的喜悅。
這是我和呂林二十多年交往中最後一次對話。九月中旬，我從外地回京，突然聽到呂林去世的噩耗，在難以置信的悲傷和震驚中，我按下了手機通訊錄裡“呂林”的名字，電話接通了，響起的是呂林生前設定的音樂鈴聲，那是一片百鳥朝鳳的天籟之音。當時的我，呆呆地期待著呂林也許會來接聽電話，並且說：啊，小平，你這個傢伙，又在幹嘛呢……
呂林再也不會接我的電話了。我的生命裡，少了一個最能欣賞我，理解我，容忍我的朋友。北大校友圈子，失去了一個曾經活躍，曾經奉獻，曾經多次攪動未名湖文化風雲的可愛的校友。
1983年秋我到北大工作，呂林成為我在北大最早的朋友，最早的知音。我剛來不到一個月，很多北大的學生學者不知道我是幹什麼的，認為我是不入三教九流的不務正業者，瞧不起我。我需要北大的理解和接納，需要朋友的支援。呂林把我寫的一篇關於校園生活的文章做成了配樂朗誦，在他主持的北大廣播臺播放，在呂林的幫助下，我剛剛萌發的發展校園文化的理想，迅速在北大獲得了普遍的知音。
1983年底，呂林錄音採訪了我們正在排演的劇目《活的音樂史》。《活的音樂史》是我到北大後創作的一部大型歌舞表演作品，關係到我本人校園文化實踐的成敗。透過呂林的這次採訪和宣傳，這部後來在北大學生中引起強烈反響和留下持久記憶的節目，引起了北大師生的強烈關注，並在首演的那天，引來了大量的人流。
1984年國慶節，北大學生在天安門遊行隊伍中打出了“小平您好”的橫幅。我和呂林意識到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新聞。在呂林的追蹤下，我倆找到了打出這些標語的同學。並在當天夜裡九點多鐘，在團委辦公室，透過電話向《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發稿，我清晰地記得呂林在電話中一字一句發稿的形象，心裡對他這種形象充滿了喜愛和仰慕。
當時，我雖然是北大老師，但對呂林這樣渾身上下洋溢著活力、智慧和能力的北大學生，總有一種說不清的神往之情。而呂林以及其他許多和我結下終身友誼的北大學生，也從來沒有把我當老師看，甚至都不喊我“徐老師”，而是“小平”。
當時還有一個小插曲，在給人民和光明兩報發出稿子之後，我們和中青報聯絡。值班人員讓我們把稿子親自送去，並答應給我們報銷來回打的的錢。正在我們興致勃勃地準備出發時，那邊來了電話，說不必送了。我和呂林都很掃興，但呂林似乎更掃興，他說，咳，可惜，早點出門就好了，一次兜風的機會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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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誼的意義……懷念呂林（2）
第二天，由“徐小平、呂林、吳妙齡”三人共同署名的“小平您好”這篇報道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上發表，轟動了全國，也轟動了燕園。這篇在呂林與我合作下誕生的獨家報道，成為整個八十年代最溫暖人心的一則政治新聞。成為我和呂林友誼交往中最值得自豪和最有意義的往事。我們得到了二十塊錢的稿費，大家去燕春園把酒慶賀，沉浸在巨大的喜悅之中。啊，那些單純而快樂的日子！
時至1996年底，我和呂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