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密關係的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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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提到的公共領域中民主的第二和第三個條件直接影響到個人生活的民主化。暴力和虐待關係普遍存在於性領域和成年人與兒童之間。這種暴力大多產生於男人，而且是針對比自身軟弱的人的。作為民主的一個解放理想，禁止暴力是至關重要的。然而，關係中的強制性影響顯然不僅僅採取身體暴力的形式。比如，個人可能有濫用語言和情感的傾向；俗語說的好，婚姻代替不了尊重。避免情感濫用也許是平衡權力關係的最難的方面；但是，指導性原則顯然是尊重對方的獨立觀點和個性。如一位？密關係嚮導所說，“沒有尊重，耳朵會變聾，態度會變酸，最後，你琢磨不透你何以會與這樣一個人生活在一起，如此無能、愚蠢、不可靠、遲鈍、醜陋、惡臭、邋遢……你不知道你何以非要選擇一個搭檔不可。‘我一定是發了瘋了。’”C�愛德華·克羅塞：《親密關係：成功關係的策略》；第45頁；戴爾出版社；紐約；1988。

“個人參與決定其聯絡的條件”——這一說法例示了純粹關係的理想，表達了傳統與當代婚姻之間的根本區別，切中改造？密關係的各種民主化可能性的要害。當然，這不僅適於一種關係的發起，而且適於關係的繼續或解除中固有的反射性。不僅僅需要對對方的尊重，而且要對對方敞開胸懷，這樣才能符合上述標準。向對方隱藏真實意圖的個人不可能提供合作決定各種關係條件所需要的屬性。以關係為主題的每一個治療文字都將表明，向對方直抒胸臆——作為交往而非傾吐情感的手段——何以是民主有序的互動關係的約束性願望。

權利和義務：如我試圖闡明的，在某方面，權利和義務限定實際的？密關係。？密關係不應解作一種相互描寫，而應解作限定實際活動日程的一系列特權和責任。權利作為獲得？密關係之工具的重要性在已婚婦女爭取平等地位的鬥爭中顯而易見。婦女首先提出離婚的權利就是一例，這似乎只是一種否定的贊成，但實際上卻產生重要的平衡效果。其平衡效果不僅僅是授權逃離一種壓迫性關係，儘管這很重要。這種效果限制了丈夫強行控制權的能力，因此，有助於把強制性權力轉變成平等的交往。

沒有義務就沒有權利——政治民主的這一基本律令也適用於純粹關係領域。只有在對對方承擔責任、把特權與義務相平衡的情況下，權利才有助於消解武斷的權力。在關係中如在別處一樣，必須認為義務是可根據其內部協商加以修改的。

那麼，責任及其與權威的關係呢？責任和權威——在其存在的地方——在純粹關係中都與信任密切相關。沒有責任的信任完全可能是片面的，即是說，無意中變成依賴性；沒有信任的責任是不可能的，因為這意味著對對方的動機和行動進行連續不斷的細察。信任需要有對方的可信度——不需要不斷查賬的有據“貸款”，但必要時可以進行定期審查。被對方認為是可信的是對個人誠實的認可，但在平等的背景下，這種誠實也意味著揭示行動的理由，如果有必要這樣做的話——實際上，影響對方生活的任何行動都是有充分理由的。

成年人之間純粹關係的權威性是作為“專業化”存在的——一個人具有特殊發展的能力，而對方卻沒有。在此，不能把對對方的權威性混同於父子關係中的權威性，尤其是涉及少兒的關係時。父母與少兒的關係能是民主的嗎？可以是民主的、也應該是民主的，恰如一個民主的政治秩序一樣。愛利森·詹姆斯和阿蘭·普魯特：《建構和重建童年》，法爾默出版社，巴辛斯托克，1990。詹姆斯和普魯特提出的研究童年的“新正規化”與這裡所提出的觀點緊密相關。換言之，實驗性地與成年人享有同等地位是兒童的權利。由於兒童太小而不能理解其後果因而不能與兒童直接協商的行動，應該得到反事實的證明。其假定是，如果兒童足以自治到可以在平等的基礎上與成年人協商，那麼，協議便可達成，信任便得以維護。

機制

在政治領域，民主涉及憲法的制定，正常情況下，也需要設定就政策問題進行公開爭論的論壇。純粹關係語境中都有哪些相應機制呢？僅就異性戀關係而言，婚姻契約曾經是權利法案，本質上把這一聯結“分離但卻不平等”的性質形式化了。把婚姻轉變成忠誠的能指而非忠誠的決定因素，這從根本上改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