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祭盧溝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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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有的史學家、回憶錄家們還在津津樂道地談著二十九軍的大演習：國恥演習，　固安大演習等等。

我想說：面子是沒有價值的。面子是什麼？“面”是臉的意思，“子”該是兒子，　洋人說怎麼研究都研究不懂。有的解釋為“只顧外一層，不管實際內容。”也有人解釋　為“虛榮第一，實質第二。”看來洋人還是懂了這意思。

日本在華北增兵，華北駐屯軍的升格，按日本人說，它還有另一種意義，即：華北　駐屯軍與關東軍成為平等規格，以扼制關東軍再幹預華北問題。

當時中國的社會制度和日本帝國的社會制度，似很近似但有結構上的不同，又有觀　念上的不同，更重要的是觀念上的不同。日本是議會制，近似英國式的民主體制，但是，　日本天皇有最後決定權，大事不決，可在御前會議上由天皇“聖斷”。天皇並不主持日　常事務。國家政策方針一般由內閣制定和決定，而日本的內閣又非常軟弱，動不動就是　總辭職。倒不是因為天皇權力太大，而是軍人制約內閣，日本的政治又是外重內輕，駐　外的關東軍、朝鮮駐屯軍、華北駐屯軍、臺灣駐屯軍四大常備兵團，雖然直屬日本陸軍　部領導，而大有鞭長莫及感覺，這些駐屯軍往往各行其是，對陸軍部陽奉陰違，好像接　近獵物的狼群，愈靠近血腥的氣味者愈難控制自己的食慾。所以人們說日本的政治是　“下克上”、“外重內輕”。

話說回來，日本在華北增兵和升格的手段也確實起到了扼制關東軍的作用，關東軍　不便再向平津伸手。但是關東軍，尤其是關東軍的少壯軍人們是不甘寂寞的。

1933年間，內蒙古五大貴族發起自治運動。1934年，得到南京國民政府承認，並答　應給所需要行政費，實際卻分文沒給，內蒙古方面很不滿。

另一方面，關東軍建立“滿洲國”以來，為了西邊國境的安泰，有計劃地利用內蒙　古的自治運動。內蒙古運動的頭領之一，錫林郭勒盟的蘇尼特左旗旗長德王（政務廳長，　相當於首相）因得不到南京的財政支援，為了和宋哲元、傅作義對抗，便開始投靠關東　軍。

1935年德王在烏珠穆沁與關東軍副參謀長坂垣徵四郎、參謀田中隆吉等會見，獲得　了關東軍的支援，但是，其條件是必須與李守信合作。李是在關東軍的扶植下，在1932　年當上“察東特別自治區”行政長官兼軍事長官的。

1936年，華北軍增兵和升格以後，田中參謀為了與華北駐屯軍爭雄，擬定了宏大的　《西北施策要領》，並說服關東軍首腦，4月末，田中參謀成功地在察哈爾省德化建立起　“內蒙古軍政府”，並讓德王任主席，李守信為副主席。

田中參謀為加強內蒙古軍政府，首先需要確保財源。德化一帶的鴉片質量差，栽培　所需勞力不足，主要依靠來自冀東走私的財政援助。可是後來，國民政府責令華北當局　打擊走私，內蒙古軍政府的財源斷絕。為開啟局面，田中參謀與德王一致決定，將以平　地泉為中心，盛產雜糧，比較富庶的綏東四旗，從傅作義的綏遠省奪過來。

但是，為奪取平地泉地區，單靠德王、李守信率領的內蒙古軍辦不到，兵力、武器、　彈藥根本不夠。於是又勉強組成了匪賊頭領王英部隊（騎兵3000人，炮兵200人，山炮3　門）與原屬孫殿英部的金甲山部隊（約3000人），以及察哈爾特別保安隊3000人，日本　人稱三支謀略部隊。號稱4萬人。

8月中旬，田中從張家口的劉汝明師長的眼皮底下，用火車、卡車為上述部隊運送武　器彈藥，甚至在北平到處收買日本浪人和強拉民伕參加內蒙古偽軍。

9月末，田中起草的《綏遠工作實施要領》不顧日本陸軍部的反對，暗地透過。此時，　田中已經升任為內蒙古特務機關長，同時，田中強硬要求指揮這支“謀略部隊”。11月　12日，王英為前敵總指揮，率兩個騎兵旅和金甲三步兵旅及兩個炮兵連等，在三架轟炸　機的掩護下，向紅格爾圖進攻。

13日與守軍發生前哨戰。

14日上午8時，2000餘名日偽軍又在飛機、大炮的掩護下進行猛烈進攻，守軍只有2　個騎兵連一個步兵連及當地自衛隊百餘人，戰至下午5時，守軍將敵擊退。

15日晨6時，田中隆吉親自指揮步騎兵5000餘人，在野炮、裝甲車、飛機掩護下向守　軍陣地輪番轟炸，猛烈進攻。先後衝鋒七次。守軍得到當地父老兄弟努力支援，戰鬥情　緒極為高漲。

15日晚，守軍騎兵兩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