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不忍細看(非全本)

第4部分 (第2/4頁)

東主席把朱熹的《四書集註》作為國禮贈送給田中首相，反映了中日雙方對於朱熹這位古人推崇備至的心態。“朱子學”在日本有著深遠的影響，至今仍有不少學者在精心研讀《朱子語類》，完全採用漢代“章句之學”的方法，從文字訓詁入手，句讀、註釋、翻譯，再詮釋它的精義。那種崇拜和嚴謹的態度，決不遜色於任何一位中國學者。

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國際學術界認為，朱熹是把孔孟儒學在新基礎上建立哲學體系的最重要的人物，他的思想在15世紀影響朝鮮，16世紀影響日本，17世紀引起歐洲的注意，1714年在歐洲翻譯出版了《朱子全書》。在西方漢學家看來，他的方法論基本上是經驗主義的唯理論，他對儒教世界的影響，可與托馬斯·阿奎那對基督教世界的影響相比。

然而，這樣一位大師，在生前卻遭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被當朝用莫須有的罪名——“偽學逆黨”，打倒在地，弄得狼狽不堪，斯文掃地，含恨去世。這是善良的人們難以想象的。

何故？一言以蔽之，兩個字：政治！

不妨從頭說起。紹興十八年（1148年）朱熹考取進士，此後擔任過一些地方官，但是主要精力用於研究儒學。他向程顥的再傳弟子李侗學習程學，形成了與漢唐經學不同的儒學體系，後人稱為理學、道學或新儒學，完成了儒學的復興。他創辦了白鹿洞書院、嶽麓書院，培養學生，普及儒學。他的道德學問受到人們敬仰，流傳、滲透於社會每一個角落。

他對後世影響最大的並非關於“理”與“氣”的深奧哲理，而是通俗的儒學教化。他把《大學》中的“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加以具體化、通俗化，構建了一套周密的社會秩序。他編著《四書集註》，重新詮釋《論語》、《孟子》、《大學》、《中庸》，使得理學透過“四書”而深入人心。為此，他特別緻力於編寫童蒙讀本，例如《小學集註》、《論語訓蒙口義》、《童蒙須知》，對兒童的日常言行、生活習慣，提出道德規範。比如說：

——穿衣：要頸緊，腰緊，腳緊；

——說話：凡為人子弟，必須低聲下氣，語言詳緩；

——讀書：要端正身體，面對書冊，詳緩看字；

——飲食：在長輩面前，必須輕嚼緩咽，不可聞飲食之聲。

這些規矩在今天的“新新人類”看來，似乎過於迂腐、苛刻，其實不然。如果連日常生活細節的良好習慣都難以養成，那還談什麼“修身齊家”，更遑論“治國平天下”了。

這樣一位令人敬仰的大師，朝廷出於政治考慮，對他進行嚴厲的打壓、禁錮，成為南宋文化思想界引人注目的咄咄怪事。在中國歷史上，用行政命令手段禁錮一個學派、一種學說，屢見不鮮，它並非學術之爭，而是排斥異己的###。

對朱熹的禁錮也是如此。因為他主張，南宋王朝以臨安（杭州）為首都是不利於發展的，應該遷都到長江邊上的南京，與上游的武昌遙相呼應，以便伺機光復中原。這就是他時常講的“修政事，攘夷狄”、“復中原，滅仇虜”，這種激進主張得罪了那些習慣於偏安、妥協的當權派。朱熹嫉惡如仇，看不慣當時官場的###，曾經連上6本奏疏，彈劾貪贓枉法的台州知府唐仲友。唐仲友的姻親、宰相王淮授意吏部尚書鄭丙攻擊朱熹，說什麼“近世士大夫所謂道學者，欺世盜名，不宜信用”。宋孝宗輕信此言，“道學”從此成為一個政治罪狀，貽禍後世。宋寧宗即位後，朱熹提醒皇帝防止左右大臣竊權，引起專擅朝政的韓胄嫉恨，把朱熹的道學誣衊為“偽學”。朝廷大臣忌憚社會輿論，不敢過分譴責朱熹。韓胄指使親信、監察御史沈繼祖捏造朱熹的罪狀——霸佔友人的家財、引誘兩個尼姑做自己的小妾，詆譭朱熹的名譽，把一貫清正廉潔的朱熹搞得聲名狼藉。從此以後，政壇上對朱熹的攻擊一天比一天厲害，甚至有人公然叫囂要處死朱熹。

如此沉重的政治高壓之下，心力交瘁的朱老夫子不得不違心地向皇帝檢討，無可奈何地承認強加於他的罪狀：“私故人之財”、“納其尼女”。為了顯示認罪態度的誠懇，他被迫說了一句最不該說的話：“深省昨非，細尋今是。”徹底否定自己的過去。

在政治風潮的席捲之下，他的門生朋友惶惶不可終日，特立獨行者隱居於山間林下；見風使舵者改換門庭，不再踏進朱熹家門；更有甚者，變易衣冠，狎遊市肆，標榜自己並非朱熹一黨。

朝廷竟然羅織了一個子虛烏有的“偽學逆黨”，一共59人，朱熹便是這個“偽學逆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