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中國經濟之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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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汽車工業、公路交通、農業產業化、植樹造林與環保等建設上來，產生綜合效力。正如煎中藥要幾味放在一起。現在看來，如果我們能夠掌握消費層級的規律，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就應該進入大力發展公路交通和加大基礎設施建設時期，而直到1998年以後我們才開始認識到這一點，至少落後了5…8年，今天中國經濟的困境與此有關。

加大上述方面的投資，將會增加這些領域或相關領域的資金流，從而增加這些領域的從業人員的收入，增加農民的收入，進而擴大消費，但不會加劇流通中產品市場的競爭。1993年以後的治理，對緩解金融危機起到了好的作用，但由於初始一味地防止膨脹，造成了後來的緊縮，以至於無法提升消費的層級，從而經濟整體陷入困境。隨著時間的推移，啟動經濟的成本越來越高，難度越來越大，問題越積越多，且潛在許多危機。從而代價越來越大。

要加大加快公路交通事業的發展，為汽車工業的發展提供條件，交通的改善，可以加大人們日常活動的半徑。在受交通條件約束的情況下，人們從農村湧向城市，反之，人們的生活行為會從城市向外發散，航空事業的發展更進一步加大人類的活動半徑。人類生存正是從分散到集中，再從集中到分散這樣一個過程，也就是從落後的農村到城市的發展，再到整體發達的過程。中國要發展大中城市，但更需要小城鎮，中國農村的出路在於小城鎮化。

經濟中最大的浪費莫過於一方面大量的勞動力閒置，另一方面有許多事情無人去做。中國的生態已經遭受嚴重破壞，需要保護，但缺乏資本；另一方面大量的勞動力卻在閒置。政府要加大這方面的投入，讓更多的人去搞農業基礎設施建設，搞生態建設。這樣既可擴大就業，又可增加收入、增加消費，還可保護環境。

農業的出路在哪裡？

1。農民負擔為什麼‘減’而不輕？

前面我們曾提出過，按照中國目前的現狀，解決工業問題要從農業著手。擴大內需，無論如何，八、九億農民是個巨大的市場。要讓農民消費，就要提高農民的收入，改善農業的狀況。

提高農民的收入，改善農業狀況，很多人想到了減輕農民負擔。因而，因而2001年國家開始了農村費稅制度的改革，但這項深受百姓歡迎的改革在實際中卻難以推進。究竟是什麼原因造成了農民負擔加重且長期以來難以減輕？對此有不同的說法，但最流行的解釋是縣、鄉、村三級組織的冗員多、效率低、亂收費加重了農民負擔。

對此筆者查閱了有關資料並作了一些調研。

據有關部門測算，全年農民總負擔約1400億元，其中交納各種稅費1143億元，以資代勞款80億元，‘三亂’收費約200億元。現實中確有胡作非為亂收費的現象，但實際上，亂收費在總負擔中比重佔14％左右。

在鄉鎮財政中，農民負擔的很多是公共設施開支，如道路、農田基本建設和農村中小學建設的費用。‘人頭費’中開支的主要部分是中小學教師的工資，而且越落後的地方比重越高。據一項3縣10鄉鎮的調查表明，教師工資佔全部財政供養人員工資的比重平均為75。2％，最高達93。1％。從全國鄉鎮一級財政供養人員結構來看，鄉鎮黨政機構人員在全部在職工職人員中佔不到15％，教師約佔70％。在縣級財政中，地方財政的‘包乾制’很大程度上刺激了地方政府的積極性，加上‘短缺經濟’，促使了一段時期鄉鎮企業和農村經濟的飛速發展。1994年開始實行‘分稅制’以來，縣級財政從制度結構上受到‘上下夾擊’。一方面要向上上繳；另一方面，下面難以徵收，同時還要維持鄉鎮基層組織的正常運轉，而基層組織的穩定又是國家穩定的基礎。現在許多縣級財政沒有根本扭轉‘吃飯財政’的狀況。另外，宏觀經濟形勢的變化，也使得縣級財政收入的結構發生了較大的‘收入位移’現象，即提供稅源的主體從縣屬國營和集體企業轉變為以農民為主體的小型工商企業、建築業和第三產業。這種‘收入位移’同時意味著收取各項稅項的交易費變的越來越高。

上述的‘收入位移’對鄉鎮財政和農民負擔有著一定的影響，由於縣級財政兩面受壓，近幾年縣鄉之間紛紛開始實行分稅制，這實際上是上述‘位移的繼續’，在鄉鎮企業不發達的地方，財政收入主要靠鄉統籌這筆專項基金。根據國家政策規定，鄉統籌和村提留的總和不得超過當年農民人均純收入的5％，但是統籌款卻幾乎涵蓋了鄉政府的所有支出專案，因此現實中存在著促使增加‘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