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中國經濟之謎

第20部分 (第3/4頁)

在金融體系轉動，與實際經濟脫鉤的現象，這就是“體內迴圈”。“體內迴圈”直接導致擴張性政策失效或低效。從而形成中國經濟的資金困境—擴張性政策對實際經濟沒有影響，相反卻導致一方面因資金使用不規範擾亂金融市場秩序，另一方面在逐步積累通貨膨脹壓力。

（3）再看商品市場。商品市場是由商品需求主體即消費者和商品供給主體即企業的交易活動共同組成的。商品市場的價格水平取決於供求主體的供求均衡點，也就是說取決於消費者的有效需求和企業的有效供給平衡點。中國的消費者由農村和城市居民構成，商品供給者由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共同構成。也就是說，中國的商品市場均衡要取決於這四者的相互作用力的平衡。但中國的情況是什麼呢？

其一，商品需求狀況。中國的消費者由農村和城鎮居民組成，由於收入差別，他們的有效需求即有能力的需求是不同的。在計劃經濟時代，由於“短缺經濟”狀態，城鄉消費者為滿足基本的生活需要而憑票購買商品，而隨著1979年經濟體制“放權讓利式改革”的推進，整個國民收入結構由“集財於國”向“分財於民”轉變，國民收入分配狀況發生了巨大變化，城鄉居民的收入得到大幅度提高，相應的購買能力隨之提高，進而推動整個生產的發展。當然，這種購買能力還只是一種滿足基本生活需要的購買，是一種層級較低的消費。

隨著經濟的發展，居民的基本生活需要逐步得到了滿足，更高層次的需要出現，但這需要更高的收入水平來支撐。中國農民收入在1979—1984年得到大幅度提高後，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農產品尤其是糧食價格相對走低，直接影響到農民的收入水平，這也是對農產品進行保護價格收購的深層原因。因此，面對更高層次、更高價位、科技含量更高的產品，農民的購買能力相對卻在降低，如電視機、錄音機、電冰箱和洗衣機等所謂的“四大件”在農村的普及率還十分低就是一個證明。而對於城市居民，在滿足了吃穿用之時，面對著住（住房）和行（現代化的交通工具）的需求，而住行都是鉅額消費，是較高價位的商品。但隨著經濟體制改革尤其是企業改革的推進，減員增效、機制重構和資產重組成為經濟轉型的常態，一方面能夠經營的企業大量工人下崗，另一方面經營較差的企業倒閉、破產導致大量工人失業，加之國家社會保障體系的不完善和建設滯後，直接導致城鎮居民的收入大幅度下降，再加上醫療保險和住房體制等福利制度的改革，很多工人前幾年因改革開放收入增加產生的儲蓄，現在成了“活命錢”，直接影響到居民對商品的購買。也就是說，在當前由於勞動力市場的困境，導致居民的整體購買力很弱。

其二，商品供給狀況。商品供給由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共同決定。中國的國有企業從1984年的“放權讓利式改革”開始，由於政府與企業不分、政府與銀行不分直接導致的銀行與企業不分的“三位一體”的經濟執行機制沒有打破，因此，雖然以提高國有企業經營效率為目標的改革使企業的自主權得到大幅度提高，但對這種擴大的權力並沒有隨著改革形成有效的機制約束。因此，這種擴大的權力在政府對國有經濟控制力隨著改革不斷弱化的程序中卻成為企業“倒逼”銀行的能力，即銀行對企業形成了一種“債務性依賴關係”。這樣，整個國有經濟在改革過程中就形成兩個反市場規律的“倒逼機制”，即作為擴大自主權的國有企業，在因資金問題經營出現困難時倒逼銀行繼續放貸，而銀行因為支援國有經濟發展，所以資金週轉出現問題就倒逼政府（中央銀行是其資金管理的代表），這樣就形成了一個怪圈：國有企業盲目擴張→政府指示銀行對企業放款支援→銀行資金出現突破計劃或週轉困難→要求作為政府資金管理代表的中央銀行擴大信貸計劃或以準備金予以支援→中央銀行要求中央政府增發貨幣→支援經濟發展的需要→企業盲目擴張。之所以成為怪圈，就在於債務人不僅可以欠債不還，而且還可以以此為理由重借新債，這種怪圈的形成根源在於經濟執行“三位一體”的制度基礎沒有打破，因此，企業的投資擴張衝動在沒有制度約束的情況下就被進一步放大和扭曲，不僅使投資劇增，而且導致大量資金的無效配置，從而推動這一怪圈的加速運轉。最終的結果只能是全社會的通貨膨脹壓力加大和顯化，進而制約經濟的發展。中國1988…1992年之間形成的“投資膨脹、搶購風和通貨膨脹”，這一怪圈運作是其主要成因之一。

這種怪圈的影響是嚴重的，它不僅導致國家大量資金的無效或低效配置，更重要的是導致企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