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險的愉悅(20世紀上海的娼妓問題與現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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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出的教訓是，除了自家人誰也不能相信。而由此又引出更大的問題，那就是千萬不能與自己所熟悉的社群斷了聯絡，女人和她們的親戚絕不能相信她們周圍的陌生人。 繼拐騙者之後，人販子中的第二類就是運送被拐婦女的那些人。他們或把從上海拐來的女人變賣到外省去⑨，或者自己到災區去買進一些男男女女，然後再把他們轉賣到城裡去當妓女、女傭或給人家收養。1940年一外國人的回憶錄中對這一行當有如下的描述： 這些人被販賣時年齡很小，非常便宜；在水災或饑荒地區，人販子花三五塊大洋就可以買一個。要是運氣好，他們一轉手能把那些挑選出來的在上海再賣個千兒八百。這些孩子13歲的時候就會與某個討妓院歡心的中國顧主過上她們的第一夜。 與這些孩童和未婚姑娘一樣，已婚婦女也常常是這些拐騙者的捕獲目標。被賣的婦女徑直被稱作“條子”，而小孩則被叫做“石頭”。上海市檔案館現存的中國反拐騙救濟會的檔案材料中，就有從20世紀20年代到30年代在這兩方面的記錄。檔案中記載的有些婦女家就在上海，因獨自外出或和朋友一起外出而失蹤；有的從外地來上海當傭人，結果被拐賣。檔案中記錄的案例都是在上海被拐騙，然後被賣到奉天、天津、福州和煙臺；還有一例是紹興的一個婦女被賣到上海當妓女。其中有一封信，是一個被拐女子的父親寫給反拐騙救濟會的，信中傳達了這種拐騙所造成的痛苦和混亂： 竊雲標，原籍上虞，在漢口生成裡公濟和樓上開設成衣店營業，有女乳名五毛，書名小花，隨眷在漢，現年十五歲，平日本來進出自由，略無拘束，以致去年四月四日被人誘拐，四處託人偵查登報招尋，迄無下落。前日忽得上海寄來一信，信面標明由福州趙寄，185蓋有東興輪船戳記。拆閱，竟系小女之信，略稱被拐匪騙賣在福州南臺地當街貴寶堂充當妓女，日日吃苦如坐牢獄，懇設法救出火坑等雲。雲標一見之下痛不欲生，想小女年幼無知，遭人誘拐，甚至倚門賣笑，其間苦況一想可知。但以東西遙隔，前往救援人地生疏，恐受棍徒串詐，只有懇請設法救濟。 與檔案館儲存的其他案例一樣，此案講述了一個家庭被陌生人強行破壞、繼而又想方設法透過反拐騙總會恢復了家庭親人間聯絡的故事。 在某些案例中，人販子是一些土匪或強盜，可在許多情況下，拐賣者卻往往是這家人的朋友，檔案記錄中還有兩個案例，拐騙人是夫妻結夥。在綁票和拐賣活動中，女人往往更勝一籌，因為她們更容易接近女人和小孩，行騙更容易。20世紀30年代初的一項社會調查發現，的在押女犯——其中許多人都在50歲以上——是因綁架罪而判刑。但有兩條證據說明，男人和女人一樣，也從事此項活動：　人販子通常又被稱作“父兄”，這說明男性也牽涉其中；而關於此行當的描述提到，許多妓女在她們被買來後到再被賣到妓院前都被人販子強姦過。在有些時候，被拐女人顯然是聽了拐騙者的甜言蜜語而走的，只是到後來才知道她們將被變賣。在另一些情況下，這些婦女是在獨自一人時被強行拉走的，如一位姓蕭的已婚婦女，她就是1929年那年在蘇北老家獨自在河邊洗衣服時被人拖走的。這兩類故事都說明，對於沒有陪伴的女性來說，無論她是傻乎乎的輕信者也好，還是勤勉的家庭婦女也好，這個世界都是非常危險的。 從有關人口買賣的材料看，把婦女從一地變賣到另一地的轉運機制並不太清楚。有一個報告指出，為防止追查，人販子拖著被拐來的“票”不住客店，他們和被拐來的人都藏在剃頭店、糕餅店或職業介紹所裡。外國人的報告斷言，人販子有嚴密複雜的關係網、中間接頭點和藏身地，但語焉不詳。許多材料都說“青幫”也參與了上海的娼妓業，幫會很可能為轉運婦女提供了一個組織完備的關係網，186但這一點也未見詳細的記錄。經常有新聞報道說，某個婦女被多次轉賣，轉賣一次就換一個城市，有時她的身份還不斷變化，從女傭或幫工變成妓女，從養女變成兒媳婦。這說明，人口買賣活動向來和與其相銜接或重疊的婦女勞動力市場——充當工廠工人、家庭幫工、婚配和賣淫——有著密切的關係。儘管我們看到了這樣一些情況，然而，人口買賣活動這套安排佈置之隱秘不宣，則使得這些故事愈加可怖；讀者所看到的是人突然就消失了，你根本沒法解釋，而且往往是永遠也找不回來了。 人販子中的第三類通常是居住上海本地的婦女，她們是掮客，人稱“白螞蟻”或“世腳子”。有一份材料說，“白螞蟻”一詞說的是那些女的人販子，她們被看成是危害社會的瘟疫，但不知此說是否廣為接受。1920年的一本嫖妓指南上列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