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險的愉悅(20世紀上海的娼妓問題與現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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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導言（一）

本書雖稱不上是對19世紀晚期至今上海娼妓生活的想像性重構，卻又甚於想像性重構。①說算不上想像性重構，是因為娼妓同其他所有的下層社會群體一樣，並沒有親自記載自己的生活。娼妓直接言說或再現自身的事例極為罕見（當然，我也將會闡明，她們並非完全沉默無語）。事實上，只是當有人想對她們進行讚譽、譴責、統計其人數、進行監管、為她們治病、分析其病理、對世人發出警示、拯救她們、取締娼妓業或者利用她們作為社會象徵等等——只是在這種種情形下，娼妓才進入了歷史記載。記錄她們的生存狀況的文獻資料名目繁多，其中包括娛樂場所指南、奇聞軼事錄、肖像畫、高等妓女受贈或自己賦寫的詩作、小報上專門散佈名妓蜚短流長的閒話專欄、禁止街頭拉客的市政法令條規、巡捕房對街頭賣淫女和被控從事販賣婦女活動者的審訊記錄、見諸報端的涉及高等或下等妓女案例的庭審報道、中外改革者有關許可或取締娼妓業之利弊的爭論、中國學者評述世界娼妓業史以及分析本地娼妓業緣由的專論、醫生和社會工作者就上海各類人口中性病發病率所做的調查報告、救援機構記載的綁架拐賣婦女進妓院的案例、用小說筆法記錄的妓女的騙人伎倆和痛苦生活等等，不一而足；當然，資料來源還不只限於以上所述。這些資料各有各的用處，但總起來看，它們對於革命以前社會上層的動向很有認識價值，可以說明上層人士如何建構並把握被統治的“他者”的型別。簡言之，這些材料告訴我們的大多是作者們的分類策略，而不是妓女本身的經歷。1935年，改革家曾迭譏諷地評論說： 其實這都是作者腦子裡的妓女，４作者耳朵裡的妓女，你問他她們吃的究竟是什麼，穿的究竟是什麼，她們過這生活究竟情願或不情願，他就答不出來了。 曾迭喟嘆道，讀下流小報的花叢豔遇、青樓韻事也好，讀主改革派閉門造車的作品也好，讀有關在滬東洋、羅宋妓女的猥褻文字也好，總之，讀者不可能找到一句直接從妓女嘴裡說出來的話。② 歷史記載與等級制度導言：　認識與記憶因此，有關娼妓的極其豐富的史料並不是發自妓女的聲音。然而，即使我們能聽到大家竭力搜尋的“妓女本人的聲音”，那也不可能是未受到任何中介影響的原聲。她們的日常生活，她們的掙扎，乃至她們的自我觀照，在一定程度上都已經被上述其他人的聲音和機構所建構起來了。於是，再刻苦再勤勉的歷史學者也不可能用“取回”的方法來書寫出歷史，好像只要在被忽略的文獻中大力發掘，便能復原出以往聽不到的聲音。事實上，此舉之不可能性也使人們對復原模式本身產生了疑問。這種不可能性將注意力引向產生歷史記載的種種方式；其實所有的歷史記載都是一系列縱橫交錯的關係的產物，有著此時此地關懷的歷史學者不得不隔著無法逾越的時間跨度，對這些關係作出模糊的理解或猜測。 然而，如果說本書的研究對歷史復原方法的侷限性作出了思考，如果說這樣的思考使人謙卑的話，那麼，它所要做的卻也絕不只是無中介的、不失真的重構。娼妓業不僅是婦女在其中討生活的、不斷變遷的場所，它也是一個隱喻，是表達思想情感的媒介；城市中變動不居的上層階級和新興的中產階級藉娼妓問題討論他們面對的問題、他們的恐懼、他們應著手做的事情以及前瞻性設想。在上海，一個世紀以來，人們對娼妓業有著各種不同的理解。有的認為它提供了城市所特有的愉悅，有的說這是充滿寡廉鮮恥、工於心計的貪婪之輩的行當，有的將它看成道德敗壞、容易染病上身的場所，還有的認為這標誌著國家的衰落。討論中也有人認為這是婦女及其家人作出的痛苦的經濟選擇，因為賣淫有時成了在上海尋找就業機會的婦女所能得到的最好的或惟一能帶來收益的活動。人們透過娼妓業的類別理解這個行業，但這些類別範疇並非固定不變的，要探索這些型別必須注意城市的歷史，殖民和反殖民的立國行動，關注“性”、尤其是女性的“性”與初露頭角的民族主義話語的交叉重疊。每一種社會階級與社會性別的組合看待娼妓問題都有不同的參照點；由於各自處於不同的位置，娼妓問題對於不同的階級和性別組合也呈現出不同的意義。 妓女被賦予了變動的多重性的意義，這就要求我們不能再用超歷史的方法談問題，例如稱娼妓業為“世界上最古老的職業”；也不能侷限於一個個朝代地列數有關高等妓女的書籍和文字記載。③我們必須超越以上的做法，對性勞務進行因時因地的、歷史化本地化的研究。娼妓業從來就是從事性服務、性買賣的行業，但我們可以從這樣的交易中瞭解多得多的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