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部分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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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朱德到江西永新考察，在這個當年紅軍浴血奮戰，得到過人民全力支援的地方，他發現人們在用紅薯葉充飢，一時悲從中來，說：“我對不起永新縣的鄉親們。”
1961年初，幾乎所有的###領導人都來到農村調查研究：
毛澤東組織3個調查組，分別去了浙江、湖南和廣東。
劉少奇在湖南長沙縣天華村住了一個多月。
周恩來去了河北邯鄲。
朱德去了四川。
陳雲去了江蘇青浦。
###和彭真去了北京順義。
調研的成果體現在這一年6月的《農業六十條》裡：允許農民養豬、種菜，經營家庭副業。劉少奇在總結“大躍進”的錯誤時，說“大躍進”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
農村的公共食堂被解散，一些地方還出現了“包產到戶”和自由市場。
此時，安徽宿縣褚蘭公社馮樓村的60多歲農民劉慶蘭的創造讓安徽省委書記曾希聖大為歎服。在困難時期，劉慶蘭帶著患肺病的兒子進山墾荒，憑一把鍬和一把四齒扒，4年內居然開荒種地50餘畝，產糧一萬餘斤，交給生產隊近5 000斤，還有現金、牲畜若干。就在不遠處的一個200餘人的村莊，種地500畝，每年應上交2 100斤糧食，卻總不能完成任務。
曾希聖提議實施“農業生產責任制”，實行“包產到隊、定產到田、責任到人”，其實就是包產到戶。1961年8月，實行“責任田”的生產隊猛增到74�8％；兩個月後，這個數字達到84�4％。此時，安徽省經過調研發現，落實“責任田”的生產隊糧食平均畝產達284斤，比上年增產38�9％，成效明顯。
一些人對此又起爭論，反對者認為這是“單幹”、“倒退”。其核心是人民公社制與“責任田”制的衝突，是“一大二公”與農民自主性的衝突。對此，中央的意見並不統一。###借用劉伯承的話說：“黃貓，黑貓，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貓。”
毛澤東原本支援“責任田”的實驗，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對“責任田”的性質疑慮重重。在他看來，將基本核算單位下放到生產隊是克服人民公社平均主義的有效途徑，是調整和完善人民公社制的最後紅線。但包產到戶顯然遠遠越過了紅線，是“單幹”，難道不是農村的“資本主義”嗎？
在1962年1月的中央擴大會議上，“責任田”被批判，因為這是“犯了方向性的嚴重錯誤”。曾希聖被免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的職務。
既沒“大鍊鋼鐵”，也沒大放“衛星”的大寨，在三年困難時期，因為自己的實事求是獲得了大地的褒獎。雖然連遭旱災，但他們在1959年畝產仍高達600斤，1960年高達650斤。按照上級的要求，大寨每人留下400斤餘糧，每戶向國家賣“餘糧”3 500斤。他們還把糧食借給周邊的村莊，有的曾因為大寨不放“衛星”而嘲諷過大寨，但陳永貴依然給予他們幫助。
對於大寨人來說，每年400斤糧食不算多，但在那個時代，卻已堪稱“富裕”。雖然還不能保證人人都吃飽，但總算能勉強果腹。
當時的郭鳳蓮還在武家坪村讀小學，留給她的最深記憶都和吃有關。有一天下午，郭鳳蓮與幾個小夥伴在院裡遊戲，玩著玩著，幾個人餓得不行，下午的太陽還高高掛在天上，等大人回家還不知要等到何時。孩子們飢餓的眼神在屋裡院外搜尋，可是哪裡還有吃的東西輕易出現在眼前！
漸漸地，孩子們的眼神聚焦在院裡的大磨盤上。幾個孩子煥發出驚人的力量，她們居然把磨盤抬了起來，把磨盤底下的面掃出來，然後放到鍋裡煮好，蘸了點辣椒，幾下就吃了個乾淨。然後，再刷鍋洗碗，恢復磨盤。大人們回來後，啥也沒發現。只是再磨面的時候很奇怪，怎麼磨了半天才磨出來。
當時郭鳳蓮正在長身體，有一次幹著幹著飢餓就上來了，於是藉著上廁所的機會，偷偷掰了一個玉米，跑到大人們看不到的地方，點堆小火，把玉米塞進去，一會兒就可以吃。還有收核桃的時候，偷偷吃一個半個的，決不敢多吃，因為吃核桃容易弄黑嘴唇，有時不小心弄上了，就得用石頭磨磨嘴唇邊，把黑跡磨去。
其實，這樣的事在整個童年也不過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