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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是，書記會議就這樣定了，有意見常委會上講。
值得人們注意和深思的是，這種暗箱操作式的幹部任免過程，好像是違反了幹部任免要經有關組織部門的考察以及集體決定的正式程式，是與正式制度格格不入的，是權力正式行使的某種例外，但這只是表面上的。從根本上來說，暗箱操作這種權力的非正式運作方式根植於我們的正式制度的基礎上。因為長期以來，一些地方人事任免和重大問題決策的隱秘化、神秘化，已經成為一種制度性的慣例。暗箱操作，就是這種制度背景下的不可避免的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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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暗箱操作的制度空間（1）
從表面上來看，暗箱操作似乎是一種與正式制度和正式程式相背離的現象，但實際上，暗箱操作現象的廣泛存在，有其深厚的制度基礎，這個制度基礎就是它欲背離的正式制度和正式程式。換言之，恰恰是作為暗箱操作背離物件的正式制度本身成為暗箱操作的前提和條件。
在我們的經濟社會生活中，有一個經常使用的名詞，即“運作”。也就是說，確定要做某一件事情之後，要將這件事情辦成功，就要開始“運作”的過程。常見的說法是，“下面就是運作的事情了”，“我需要有個運作的時間”，或者是“這個事情得需要去跑”。一項商務活動要“運作”，一個官員的升遷有時也需要去“運作”。全國各級政府各類企業在北京設立的上萬個駐京辦事處，日常的工作是什麼？一言以蔽之就是“運作”。“運作”的真正要義，是要使不能辦成的事情或可能辦成也可能辦不成的事情能夠辦成。
“運作”的過程當然是需要成本的，但只要“運作”能夠成功，運作者將獲得大於運作成本的收益，而運作的成本則成為被運作物件的權力持有者的收益。各類*現象千變萬化，但其基本的規律和邏輯，也就大體如此。
在現實生活中，暗箱操作的現象以及進行暗箱操作的人們往往成為被指責的直接物件，但實際上，暗箱操作的空間卻是正式制度事先預留好的。因為沒有這樣預留的空間，暗箱操作就沒有進行的餘地。如上面所說的“運作”，在其實施的過程中並不是不會遭遇程式與規則，如果不會遭遇這些程式和規則，也就不需要“運作”了。確切的情形是，其所遭遇的程式或規則，要麼是縫隙過大，要麼是軟性的。因此，成功的“運作”就意味著穿越縫隙和扭曲規則。然而問題的實質在於，為什麼這些程式或規則可以被穿越和扭曲？
比較中國和蘇東國家的改革過程，可以看到一個明顯的區別，即蘇東國家的改革往往是首先從正式的規則和程式入手，而中國的改革則更多是透過變通進行的。在這裡，我們不去評價兩種改革策略的是非優劣，但我們至少可以發現隱含在這兩種改革策略背後的實際是兩種明顯不同的制度特性。
在描述改革前我國經濟政治體制的時候，人們往往會使用集權、僵硬、嚴密等這樣的字眼。但這時人們往往忽略了這個體制另一方面的特徵，即體制的粗疏性。在當時的條件下，由於科層化行政機構的不發達，“蜂窩狀組織結構”的存在，以及缺少為集權式體制所需要的必不可少的資訊與統計資料，其體制的本身是相當粗疏的。在這種粗疏化的體制結構中，形成的是一種模糊化的決策方式和社會動員式的運作社會生活的方式。這種模糊化的決策方式體現在，它只提出籠統而含糊的目標，對實現這種目標的手段只提出相當原則性的要求。“做計劃要留有餘地”、“計劃要宜粗不宜細”、“在原則上要如何如何”、“因地制宜”等等，都是這種粗疏化體制執行的典型特徵。在實施的層面上，其程式化和規則化的程度是很低的，執行者具有較大的相機處置空間。我們也許可以將這種特性稱為僵硬而粗疏制度中非程式化的彈性空間。
這種體制的特徵直接影響到後來的改革程序。在改革的過程中，許多實質性的措施，特別是面臨較大阻礙的改革措施往往都是透過變通的方式進行的。所謂變通，是這樣的一種權力實踐，從表面上看，它所遵循的原則及試圖實現的目標與原制度是一致的，但變通後的目標就其更深刻的內涵來看，在很大程度上與原制度目標不盡相同甚至根本背道而馳。其具體的方式包括重新定義政策概念邊界，將硬性約束軟化，以擴大政策約束的空間；選擇性執行；利用制度約束的空白點；打政策的“擦邊球”等。這樣的改革策略有利於避開改革的某些阻力，對於瓦解舊體制也起到了有效的作用。但問題是，這種以偏離正式體制為特徵的變通行為也為以後留下了“禍患”。問題很簡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