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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並不一樣。就此而言,認識這場金融危機的獨特性是非常必要的。
但同樣重要甚至更為重要的是,我們不僅要看到危機的總體性和全球性,也要看到危機在不同國家表現出的特點。這次危機在美國這個源頭的表現和在我國的表現,很有點我們通常所說的陰陽的關係,你是陰他是陽,你是陽他是陰。從最表面的層面看,這場危機在美國是消費過度,並以過分膨脹的信用來支撐其過度的消費;在中國則是生產能力過剩,內部需求不足,消費不足。而這兩者是一種互為條件的關係。其結果是,危機在美國主要是表現在金融層面(當然也會影響到實體經濟),而對中國來說,則更具有傳統危機的特點,主要表現是對實體經濟的影響(當然金融風險也不容忽視)。同時,所要解決的問題也不一樣,美國要解決的問題主要是金融監管、金融創新的規範、消費模式的改變;中國要解決的問題則是轉變發展方式、實現社會結構的調整、解決內需等。
我們可以從另一個角度再看一看這個問題。借用劉世定教授“傳導機制”的概念,我們可以將危機的傳導分為兩個步驟。一個是從金融危機到經濟危機的傳導,一個是從經濟危機到社會危機的傳導。這個傳導的過程對兩個社會的意義可能是非常不一樣的。美國的問題可能更多是在金融的層面以及金融影響實體經濟的傳導,這個傳導的核心環節就是資金鍊條的斷裂。這不是說在美國,經濟危機就不會傳導到社會的層面,如失業也是一個嚴重的問題。但美國的失業相對是比較好辦的,它有一個很好的社會安全網。而中國的問題可能更多是在實體經濟的層面以及經濟危機向社會層面的傳導,其中核心的環節是失業。應當說,第一個傳導已經實現了,就是說金融危機已經在演化為經濟危機。2008年9月末10月初美國透過7000億美元救市方案就是一個標誌。這中間有一個戲劇性的過程。2008年9月29號美國眾議院以多數票否決了這個方案;不到一個星期,10月3號,又以多數票透過了這個方案。前前後後差了將近60票。這種變化的直接原因可能是政府對方案做了修改,但一些評論家認為,更重要的原因是第一次否決之後,經過激烈辯論,人們對危機的認識發生了轉變:這已經不純粹是一場金融危機、股市危機、次貸危機,而是正在演化為全面的經濟危機,其結果是美國乃至世界嚴重的經濟衰退。
實體經濟層面的危機,以及實體經濟層面的危機向社會危機的傳導,是更需要我們警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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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最重要的機遇是實現社會變革(1)
轉變發展方式
在有關這場金融危機或經濟危機的討論中,人們經常說這樣一句話,即這場經濟危機對於中國來說既是挑戰也是機遇。但如何理解這個機遇?我認為最大的機遇,就是在經濟危機的壓力之下,下決心進行社會變革,實現發展方式的轉變。
上面我們說到,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對我們最大的啟示就是,走出經濟危機的重要出路,就是社會變革、社會改造和社會進步。這種社會變革從眼前來說是創造形成內需的社會條件,從而成功應對這場經濟危機;從長遠來說,則是實現發展方式的轉變,為未來幾十年的發展奠定新的基礎。
解決內需問題在今天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時美國面臨的是內需的問題,我們今天面臨的也是內需的問題。你可以用加大投資保持GDP的增長,你可以將大量的產品生產出來,你可以提高產品的質量,但假如東西賣不出去,一切都無從談起。因此,要應對今天由金融危機導致的經濟危機,啟用內需是一切的前提和條件。換言之,我們今天不能只是一般地談社會變革、社會改造和社會進步,這種社會變革和社會進步應當圍繞內需問題來展開。內需是連線經濟與社會的重要環節。
但問題是,內需和市場的問題不是今天才提出來的。這個問題折磨我們的社會已經有至少10年的時間了。在這10多年的時間裡,可以說內需是啟而不動、擴而不大。這表明,也許我們過去啟動內部的思路有問題,真正阻礙內需形成的關鍵性因素沒有解決。內需問題不是一個簡單地讓老百姓花錢的問題。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及羅斯福新政給我們的一個直接啟示就是,要透過社會利益關係的調整,透過社會結構的轉型,透過相關社會制度的建設,這個問題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決。
值得注意的是這次美國大選的結果。奧巴馬當選美國總統,人們普遍關注的是奧巴馬是美國曆史上第一位黑人總統,由此揭開了美國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