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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派遣，給部隊送去一些過冬物資。在工農革命軍駐地，廖漢生看到原先幾千人的隊伍只剩下不足百人，天已下雪，部隊還穿著單衣，賀龍的腳上套著一雙爛草鞋；招待他們吃飯，端上來的只有一碗苞谷糊糊……
但是賀龍沒有退縮，他繼續堅持鬥爭。工農革命軍歷經考驗，由小到大，由弱到強，終於發展為一支堅強的紅軍隊伍。
1929年春，賀龍率領紅軍相繼解放了湖北鶴峰和湖南桑植兩座縣城，建立了湘鄂邊蘇區。
廖漢生受命回鄉組織農民協會，後被推舉為代表，參加了縣農會，那年秋天，廖漢生已滿18歲。儘管他早在兩年前就參加過農民運動，然而，他一直把這一年看做是參加革命的起點。如火如荼的工農武裝鬥爭使他選擇了人生的道路，轟轟烈烈的蘇維埃工作給了他思想的啟蒙，而叱吒風雲的賀龍更是對他走向革命產生了直接的深刻的影響。
從1928年春參加賀龍發動的工農武裝鬥爭時起，廖漢生就一直渴望成為一名正規的紅軍戰士，渴望能夠跟著賀龍痛痛快快地打勝仗。
以後，廖漢生看到往日的同學、一道參加革命的游擊隊員。同在桑植縣蘇維埃工作的紅小鬼，進了紅軍主力部隊後進步很快，短短兩三年間已經成為師、團指揮員，而自己卻還是一個普通的游擊隊員。他有些不服氣，為此三番五次要求離開賀民英的游擊隊，到紅軍主力去。然而，每一次都受到賀家姐妹的堅決挽留，受到賀龍的耐心勸說，因此沒能實現。他只好一直跟在賀民英身邊，繼續當一個游擊隊員。
後來，賀民英為了滿足他的好勝心，“提拔”他為游擊隊文書，掌管賀民英的名章。每次有事需要與外界進行信件聯絡，由他根據賀民英的口述寫個便條，蓋上章子，作為游擊隊的公文。
賀民英游擊隊的主要成員是賀家幾姐妹及其親屬、舊部，領頭的是賀民英，年紀最大的有五六十歲，最小的僅七八歲，男女老幼加起來有二三十人。這支隊伍雖然人數不多，沒有正規編制和正式番號，但在湘鄂邊乃至整個湘鄂西蘇區名氣很大。紅軍指戰員按照賀龍對賀民英的稱謂，尊敬地稱它“賀大姐的隊伍”；老百姓根據賀民英的乳名“香姑”，習慣地叫它“香大姐的隊伍”；國民黨反動當局則罵它是“女共匪賀仙姑的隊伍”。
就是這樣一支小小的游擊隊，長期堅持在湘鄂邊蘇區。
1930年春，賀龍率領湘鄂邊紅4軍東下洪湖地區，與周逸群、段德昌領導的紅6軍會合，組建紅2軍團，建立了以洪湖為中心、規模宏大的湘鄂西革命根據地。
廖漢生跟隨賀民英送走賀龍以後，登上鶴峰與桑植交界的四門巖山區，在那裡建立了游擊隊的基本營地。
他們在四門巖山區與敵人反覆周旋。湖南的敵軍來了，他們就跑到鶴峰一側；湖北的敵軍來了，他們就跑到桑植一側；兩省敵軍一齊來了，他們就往更高的山上攀，那裡敵軍大隊人馬上不去，小股爬上去不是捱打就是被牽著滿山轉圈子。敵情緊張時，湘鄂邊特委和蘇維埃的幹部也從鶴峰縣城撤上山，敵軍退走了再回去。一些紅軍傷病員和家屬也在這裡休養、隱蔽。
在山上，不分男女老幼，人人一手拿槍一手荷鋤，一邊遊擊一邊生產，在巖縫中種些苞谷、南瓜。幾個未成年的小孩子，不能光跟著舞刀弄槍，還要學文化，廖漢生就成了他們的文化教員，每天閒暇時教他們認字、唱歌。
1932年下半年，中共湘鄂邊特委和獨立團轉往洪湖，會合紅軍主力去了，湘鄂邊只剩下零星幾支遊擊武裝。蘇區被敵軍全部佔領，陷入反革命白色恐怖之中，敵人大肆屠殺，四處燒屋，長期圍山“清剿”，鬥爭越來越困難。特別是到了冬天，風雪交加，飢寒交迫，敵人的圍困卻不見緩和，揚言要把游擊隊困死。餓死、凍死在山上。
一個雪夜，廖漢生隨賀民英下山去摸情況，找糧食。他們來到山腳下的一個小村子，發現村裡駐紮著敵軍。他們進不了村，就悄悄來到村邊一戶獨立人家，請主人家向鄉親們找了一些南瓜和黃豆。回山時，為了不在雪地上留下腳印，以防敵人追蹤而來，廖漢生跟著賀民英沿著山中的雨裂溝，赤腳趟著冰冷的溪水向上走，遇到溝邊核權橫生的地方直不起身，只好伏下身子在冰雪上爬行，手腳被劃出一道道血口子，渾身快被凍僵了。
他們帶上山的那些黃豆成了游擊隊的救命糧。黃豆吃完了，大家就四處採野菜，撿野果，挖蕨根。蕨根裡面含有澱粉，是老百姓度災荒的代食品，游擊隊員們把它挖來當飯吃。
冬夜漫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