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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完之後，就開始搞施工設計。在當時蘇聯和中國達成的協議中，其他工廠的生產人員都可以到蘇聯去實習，但只有鈾濃縮廠是個例外。因為鈾濃縮工藝是國際上最絕密的一個內容，蘇聯人連他們的鈾濃縮廠在什麼地方都不能公開。為了既幫助中國解決鈾濃縮問題，又防止洩密，蘇聯人提出了一個辦法，就是派出專家，到中國來專門建一個試驗室，也就是建一個小型的試驗大廳，培訓生產人員，然後再進行大工廠生產。為此，二機部抽調一部分技術人員，在坨里的原子能研究所建了一個615實驗室，為中國鈾濃縮廠培養最早的技術人員。
到北京不久，卡拉卡立搓夫便了解到，蘭州的鈾濃縮廠已經有了一個初步的啟動方案，是幾位列寧格勒設計院的專家制定的。這批方案計劃分17批啟動，卡拉卡立搓夫對此頗感疑惑。王成孝說，鈾濃縮廠的初步設計工作是在蘇聯進行的。我們在列寧格勒設計院結合具體資料進行學習和熟悉、掌握有關業務，我負責理論計算組，有四位專家對我進行了輔導。後來卡拉卡立搓夫來了，審查完初步設計之後，一共去過鈾濃縮廠三次，我等於是他的助手。原來他還曾經答應過我，說等到蘭州鈾濃縮廠出了產品以後，希望我還能再回莫斯科去做他的博士研究生，然後再回來。我當時也挺高興的。平常的時候，卡拉卡立搓夫和夫人住在友誼賓館裡。他夫人在莫斯科教英語，是一位中學老師，來北京時他們帶來一個小女孩，當時友誼賓館的東邊不像現在，挺荒涼的，那裡有一個小湖，冬天結冰的時候，他讓我帶著他的女兒去滑冰，他的夫人後來在北京還生了一個兒子，叫京生。卡拉卡立搓夫大概是1959年初來的，實際上是二機部濃縮鈾廠的生產顧問。他也管設計院的事情，鈾濃縮廠當時的機器很多，所有的機器大大小小有幾千臺，同時啟動是不行的，先要準備好一部分機器，然後再啟動一部分機器，叫做分批啟動方案。這樣的話，相對來說就比較經濟了。卡拉卡立搓夫看了初步設計的方案是分17批啟動之後回來問我，為什麼要分17批啟動？為什麼不能20批、13批或者10批？我實事求是地說，這個問題同維爾濱、丹娘一起討論過，我本人也是同意的，至於說為什麼這樣，我還要做一些分析以後才能告訴你。當時設計是在列寧格勒的第二設計院做的，卡拉卡立搓夫本人是在莫斯科，他那個時候同設計院在行政組織上沒有關係，設計院只知道卡拉卡立搓夫是流體力學方面的專家，在業務上並沒有什麼來往。所以，他並不知道已經有了17批方案，到中國來一看，資料上面有一個17批方案，於是他就提了很多問題，因為我也是參加這個工作的，他就要我回答為什麼這樣。經過分析，我告訴他說，17批是不是最好，我並沒有把握，這要實際執行以後才能知道。我只是告訴他，級數如果分得越多，到工廠之後拿的產品就越多，假如級數分得少，拿的產品自然也就少了。最佳的級數分批要透過理論計算才能得出來。卡拉卡立搓夫是鈾濃縮廠負責生產的專家，他為什麼對17批啟動的方案表示質疑？其中一個原因，是這樣一來就需要大量的調節器，而調節器要由蘇聯按時生產，要短期內交貨，就很難保證時間。他在我們二機部三樓12號房間的一個套間辦公，他的生活翻譯是林棣。我是在三樓15號房間。他聽了以後覺得我這個分析是對的，並且問我有多少人能工作？我告訴他計算方面有四五個人，他說，能不能在兩三個月之內做做這個工作，看到底是分多少批比較好？那就做吧，我們就在那裡搞這個方案，差不多是1959年的6月左右，透過三個月的努力，形成了一個初步的結論。結合現場實際，分17批是有一些毛病，因為分批啟動要有很多管道聯接，有很多條件限制，裝置也很多，操作也十分頻繁。操作越多，失誤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我查了一下，我們的裝置都是從蘇聯進來的，如果分17批啟動，還差20多臺調節器。於是教授和我們一起討論確定出減少批數的方案，然後交給王亮娟等一起計算。經過反覆研究，算了很多穩態級聯方案，最後提出了一個分9批啟動的方案。但是，方案提出後，其他的蘇聯專家反應很大，因為方案一變，所有的供應管道裝置採購甚至包括一些輔助系統都要更改。正好這時候，大概是1959年的5月份，根據協定，蘇聯派過來一位總工程師，叫布扎也夫，原來是蘇聯鈾濃縮廠的一個總工藝車間主任，還有謝苗諾娃等專家，一共有十幾個人，住在設計院，負責施工設計審查。他們看到原先的17批啟動方案被改成9批啟動，意見很大，維爾濱和丹娘見了我就說，我們是一起工作的，王成孝你怎麼能這樣，說變就變，也不跟我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