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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你不能光說外行話啊。許多科學家們也的確很好,像王老王淦昌先生,就特別客氣,一聽到別人提點什麼意見或者稍微帶點批評的意見,他便連聲說對不起,對不起。他的對不起是口頭語。他跟錢三強不同,他始終不離開科研第一線,而三強行政工作和社會活動很多,他充分發揮了組織才能。他這個組織才能和我們黨政幹部還不一樣,他在科學家中間特別能顯示組織才能,知人善任,需要什麼樣的學科,需要什麼樣的人才,哪個單位裡有這樣的人才,他都清楚明白。二機部創業,隊伍的組織,人員的調配和大協作,這些方面錢三強的功勞確實是旁人代替不了的,儘管他脾氣不好,一說話就磕巴,火氣特別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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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赫魯曉夫密電毛澤東(2)
劉傑調來的另一位干將叫白文治,原名叫梁華錩,抗日戰爭時期他們就一起工作過。解放戰爭時,劉傑是察哈爾省委書記,白文治是宣化市委副書記,彼此都比較熟悉。
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所的第一任所長是吳有訓,研究所成立一年後,他的學生錢三強繼任所長。到1952年底,研究所已發展到九十多人,其中有後來從事原子彈、氫彈理論研究的鄧稼先、于敏、黃祖洽等一批出色的年輕人。
王方定是學化學的,他來的比較早,1953年就調來了。王方定說,錢三強先生特別熱衷於化學方面的事,時常過問,王淦昌先生每天上班特別早,一大早就梆梆梆敲門,然後一干就是一整天。沒過多久,我們分到楊承宗先生那裡。楊先生讓我搞鈾礦分析,當時的鈾礦石是比利時和剛果的,原來解放前的北平研究院就搞來一些。楊先生把法文文獻翻譯成英文,讓我們閱讀,並且要看我們的工作筆記,作批註,還經常站在背後看我們做實驗。
白文治說,為了加強國防科技工作,國務院設立了第三辦公室。我是1955年8月調過去的,任三辦下設的原子能小組組長。小組只有我和韋彬、李杭蓀三個人,韋彬是1936年北平師範大學化學系畢業生,李杭蓀是1950年清華大學物理系畢業生,我則在1936年至1938年先後在北京大學和重慶大學化學系讀過兩年。當時國家建委和三辦辦公的地方,就在現今核工業公司的一個角上,三層四號是薄一波的辦公室。
1955年12月,聯合國在日內瓦召開了和平利用原子能會議,共有一千五百多位科學家參加,並向大會提交了一千多份材料。其間,蘇聯公佈了核電站的建造情況,法國發表了提取放射性元素鈽的方法,美國展示了核電站的發展計劃,從而揭開了許多核技術秘密。但中國卻被會議拒之門外。與會的蘇聯代表主動提出派一個代表團到中國來,介紹日內瓦會議的情況,傳達科學成果方面的檔案,中國政府表示歡迎,並確定由中國科學院和國務院三辦接待。經過協商,決定成立一個接待辦公室,由科學院秘書長陳康白任辦公室主任,白文治任辦公室副主任,分管核學術活動的組織工作。10日下午4點鐘左右,蘇聯物理學教授諾維科夫率9人代表團到達北京。除講學之外,他們還參觀了中國的各個相關研究所。白文治說,這些團員我們都按口分到各個部裡,比如說農學家就由農業部來接待,冶金學家由冶金部來接待,醫學家由衛生部接待,每個科學家都是挺忙的,安排得挺緊。上午他們作報告,下午座談,晚上還有一些文藝活動。中國方面準備了許多問題,他們都分門別類地做了解答。
在此期間,周恩來批示要請蘇聯科學家給各部部長們作一次科學講座,時間安排在12月24日下午。白文治說,那天下午兩點二十分左右,我和陳康白陪蘇聯代表團9個成員到了政協禮堂的後臺,在二樓接待室坐下了,準備兩點半開講。這時候,我想趕緊到前臺看看會場情況怎麼樣。匆匆忙忙下樓,正走到樓梯口,碰上了周恩來總理。總理問我到多少人了?我當時也不知道到多少人了,總理旁邊當時有國務院的人,說到了多少多少人。總理又問,各部的部長到了沒有?有人講了講部長到的人數,緊接著又說某幾位部長因工作請假。總理就問,為什麼不到齊啊,是誰經辦的啊?我告訴他經辦的人是誰。總理就責備說,為什麼不找齊燕銘同志辦啊?齊燕銘是一位副秘書長。我一看,不敢再吭聲。緊接著總理就說:立即通知部長們,馬上到這兒來,都要到這兒來聽報告,把工作都撂下。
蘇聯代表團一邊講學介紹,一邊看了幾個研究部門的狀況,劉傑從頭至尾陪同諾維科夫活動。蘇聯人在科學院物理所看了郭挺章和助手在試管裡提取重水,看了戴傳曾等人研製的又大又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