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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扎吉江任期滿了,他們讓他回去,他和我們一起工作生活了三年,出主意,想辦法,來來回回奔波忙碌,有情有義,也有功。他夫人是跳芭蕾的,兒子是搞導彈的。扎吉江走時我和陳毅副總理、宋任窮部長都去機場為他送行,我們一再對他表示敬意和謝意,他也很激動,很動感情,對我們說,中國人的格瓦拉(腦袋)是很聰明的,你們很早就有過四大發明,你們一定會成功。只要有人,有科學技術力量,蘇聯沒有援助的東西,你們自己可以搞出來,那些東西其實也沒有什麼了不起。所以,從扎吉江的走我們就感覺到,蘇聯可能很快就要攤牌了。果然,沒過多久,事情就發生了。但是,不管赫魯曉夫的態度怎麼樣,這些專家絕大部分對中國都是非常友好的,有的專家日日夜夜人對人地進行指導,他們也認為赫魯曉夫這種措施是錯誤的,他們怎麼忍心把這個工作弄了半截就走呢。臨走的時候我們都依依惜別來歡送他們。當然這裡邊也有少數專家不大友好,有些本應給我們的資料也不給了,又裝進包裡帶回去了。有的專家講,這是對你們毀滅性的打擊,我們走了以後,你們就處於技術的真空,以後你們就該賣廢銅爛鐵了。有的說離開我們,估計20年後你們也搞不出原子彈。那個時候帶來的問題確實是嚴重的,絕大部分工廠沒一個完整地完成了設計,讓人感到摸不著頭腦,困難很大。我記得鄧小平同志在蘇聯談判時說過,我們決不做父子黨,父子國,即使你們撤退專家,給我們造成工業建設的困難,外貿上的困難,使得我們必須重新來搞計劃,但是我們下決心來吞掉這個後果,我們要用自己的雙手來建設我們的國家。蘇聯公然毀約後,毛主席在北戴河聽取了李富春同志彙報,主席說,我們的尖端技術要抓緊,赫魯曉夫不給我們,很好,給了我們這個賬是很難還的。
所幸的是,由於中國在此之前已經盡力做了一些應變準備,所以後來面對專家撤出和裝置停止供應的困難,尚未造成更大的混亂和停頓。但不可避免的是,中國人要想按原先設想的於1962年爆炸原子彈的計劃,已無任何實現的可能了。
宋任窮說,1960年初,周總理領著一些部長在廣州學習政治經濟學。學習結束後,毛主席約見我們幾個部長,康生也去了。康生一見我,就談起了什麼時候能夠爆炸原子彈的問題。我說,蘇聯原來答應給我們的原子彈樣品和資料現在不給了,我們部黨組經過再三研究,估計即使盡到最大努力,爆炸時間也得推遲到1964年。康生聽了,搖頭說,1964年爆炸太遲了,還是應該1962年爆炸。我當時的心裡實際上是有些惱火的,因為他沒分管這方面的工作,不瞭解,也不懂,要放在平時這樣隨便說說倒也無妨,但你現在偏偏當著毛主席的面說,要是毛主席點頭了,就會成為一種決策,但我們實際上又絕對辦不到,那該怎麼辦?所以我就一再堅持說,1962年爆炸是根本不可能的。康生講了半天,毛主席一直沒有表示,最後只講了一句話:康生,你去當二機部長吧。康生一聽勢頭不對,再也不吭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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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叫你來是搞原子彈的(1)
“就是要有動力,要憋著一口氣產生動力” ——“世界上最重的東西,莫過於責任”—— 劉傑接過重擔——王淦昌隱姓埋名——杜布納人心思歸—— 曹本熹痛失愛女—— 程開甲出了口氣—— 彭桓武“搞不清”自己的角色——大宅門口的石獅子,作用大著哩
蘇聯人走了,九局原本為蘇聯原子彈樣品所蓋的倉庫,派了新的用場。1960年初,九所的一百多名幹部坐在這間倉庫的空地上,聽宋任窮部長給他們作自力更生的報告。
朱建士說,蘇聯不幫助我們了,我們就要自己幹,領導不是說要發奮圖強嘛,把發奮的“奮”改成憤怒的“憤”,這個時候大家都憋著一口氣。因為我們是搞流體力學的,那個時候基本上是三班倒,做了一些原子彈總體力學計算的預備工作。有一天晚上宋任窮部長來看我們,他問我們是學什麼專業的,我們說是學空氣動力學的。宋部長說,是啊,就是要有動力啊,要憋著一口氣產生動力。
宋任窮把大家的勁頭鼓起來了,他自己也準備徹底甩開洋柺杖,和大家一起搞出中國自己的原子彈來,但就在此時,中央卻做出決定,讓他離開二機部,去外地任職。
劉傑說,正是在這個時候,宋任窮同志對我講,他的工作要調動,調到東北局做書記,那時中央重設大區,讓他做東北局書記。我一聽這話,就覺得非常的突然啊。二機部機關自1956年遷入三里河辦公樓,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