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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施工隊,大概設計了十幾天的樣子,圖紙就搞出來了。
14。不理他們這一套(2)
作為接收和消化蘇聯提供的有關原子彈的技術資料,以及調集、培訓技術人員的機構,新成立的北京第九研究所破土動工,李覺和吳際霖、郭英會兼任正、副所長。這裡比較僻靜,離西直門火車站很近,便於在蘇聯的原子彈樣品運到時,不用經過北京城區而直接運到倉庫,這對保密和安全都比較有利。
事實上,聶榮臻在莫斯科簽訂新技術協定時,蘇聯人已經答應給中國導彈和原子彈模型,用於初期的教學和訓練。在核工業與核武器方面,蘇聯也確實按照協定,逐步提供相關裝置和資料,派出人員給予指導。比如在協定簽訂之後,蘇聯就向二機部接連派了兩批專家,第一批專家由吳際霖和郭英會配合,到四川、甘肅和青海一帶踏勘核武器研製基地,最終選定了青海湖以東200公里的金銀灘。幾個核工廠與基地選定之後,緊接著就進行了中蘇聯合初步設計,然後就來了第二批專家。1958年7月,蘇聯核武器研究院的三位專家到了北京,負責人是37歲的葉夫蓋尼·涅金,研究院第一副總設計師,後來晉升為中將。另外兩名專家是同為40歲的馬斯洛夫和加夫裡洛夫。這三位專家最初來華的主要目的,就是察看中國原子彈模型及資料存放的條件是否具備,並幫助二機部規劃核武器研究機構。三位專家個人能力都很強,在蘇聯國內也都是核武器方面的頂尖人物。
劉傑說,1958年7月,蘇聯派來了以涅金為首的一個三人小組,我們知道這三個專家是他們核武器的主要負責人。為首的這個涅金態度非常隨和,看起來也是非常精明的。在談話當中我們問他許多問題,他答覆得非常靈活。隨後他了解了我們的一些情況。他估計我們把存放模型和資料的倉庫建起來起碼得半年時間,結果我們只用了40天就建起來了。然後我就收到了蘇聯原子能利用總局供應局波里雅可夫的來函,說是鑑於模型及資料貯存室的建築工程將於1958年10月完工,模型及技術資料將於11月發至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寶貝眼看就要來了,心裡特別高興。咱們是希望他很快地給啊,急得催啊,同時也派人到滿洲里去接。但是,我們一接不來,二接還不來。
負責接運原子彈模型和技術資料的人是物資供應局局長姜濤,他從劉傑和劉偉兩位副部長那裡接受了這一任務。姜濤說,50年代時國家工業基礎薄弱,科學技術落後,又面臨西方國家的封鎖,只有蘇聯願意援助中國發展原子能事業。並且,蘇聯在早期對我們的援助是積極的,有誠意的。當時我們為了爭取時間,儘快建成中國第一套原子能工業專案,總希望蘇方供貨的範圍越多越好,蘇方的態度則是儘可能利用中國的材料和裝置。在談判裝置專案時,中方提出的要求,蘇方基本上都可以滿足。有時在談判中也鬧點兒笑話,比如蘭州鈾濃縮廠的工程裝置清單中有一項東西,翻譯過來是軟質細長纖維物質,我們以為是特殊材料,也要求蘇方供應,蘇聯原子能利用總局的總代表索洛維也夫就笑了,對我說,姜濤同志,你們是絲綢之國,中國絲綢是有名的,怎麼連綢子布都沒有?這是擦不鏽鋼工藝管道用的清潔布呀,用綢子是因為它柔軟不起毛。我們一聽都笑了,我說,我還以為是什麼特殊材料呢,要是綢子布我們有的是,就劃歸我們自己供應吧。蘇聯的援助態度發生變化大約是在1959年初。我當時除了主要抓原子能工業裝置和物資供應工作外,還參與了與蘇方商談接收原子彈教學模型和技術資料的過程。1958年8月份,根據兩國協定,二機部把倉庫建起來後,我約請索洛維也夫共同到現場檢查,他看後說要向莫斯科彙報。第三天,索洛維也夫告訴我,蘇方擬派保密專家來檢查後才批准發運。大約過了兩個星期,莫斯科派來了一位保密專家,由我和索洛維也夫陪同,去九所現場檢查,看他當時的態度還滿意,我便問他,你看還有什麼不夠的地方,我們再加以完善。他表示條件可以,回去彙報以後再說。到了12月份,索洛維也夫通知我說,莫斯科發運的模型和資料已經到達了西伯利亞,要我們準備去滿洲里接運,他也同我一起去。索洛維也夫說,他帶一個助手和翻譯,要我也帶一個翻譯,一共五個人。為了行動保密,火車票都由索洛維也夫安排使館買好了。一切準備妥當,就在我們動身的前一天夜裡,索洛維也夫卻通知我,說是西伯利亞氣候太冷,不能發運,不去接了。這是第一次接運未成。到了第二年二三月間,索洛維也夫又通知說,莫斯科準備發運,要我們去接,並再次由他負責買火車票。但又是在動身的前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