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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有“小合肥欲手刃張蕢齋”之說。旋有御史端良上奏彈劾，光緒帝表示 “革員張佩綸獲咎甚重，乃於發遣釋回後，又在李鴻章署中，干預公事，屢招物議，實屬不安本分。著李鴻章即行驅令回籍，毋許逗留”。李鴻章接旨後上密摺，為張佩綸辯解：
張佩綸曾為翰林院侍講學士，以直言敢諫蒙皇太后、皇上特達之知。擢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並非捐納雜流毫無行檢者比。馬江之役，以船舊兵單為法所乘，獲咎遣戍軍臺，人猶諒之。是年臣適入覲京師，召見時蒙皇太后垂問，臣即以張佩綸經此挫折，閱歷益深，人才難得，若竟廢棄終身，殊屬可惜等語奏對，瞻仰慈顏，似尚不以臣言為謬。其時臣未與締姻，無所用其袒護也。及該已革學士釋戍言旋，……臣察其意氣已平，學養益粹，留署深談，乃始妻以臣女。夫人無貴賤賢愚，孰不愛其子女，臣久忝兼圻，何難求一快婿？即張佩綸尚為學士，年齒相懸，申以婚姻，已不諧以俗見，況系軍臺釋放回之廢員，使非臣深悉其立身之本末，安肯以愛女而畀之品行有虧之人？ 此臣區區憐才之苦心，不待自明，而可上白於朝廷，下質於天下後世者也。若如端良所云，先以夤緣，繼以姻戚，則臣雖衰朽之餘，不應不近人情老悖至此。
又說張佩綸雖住在直隸總督衙門，卻從不干預政事：
張佩綸在臣處杜門謝客，外人罕見其面。近日宦途擁擠，或因其與臣至戚，幹求奔競，踵門投書，張佩綸崖岸過峻，一概拒絕。…… 至其常在署中，親戚往來本屬無干例禁。臣憂深責重，以張佩綸持論雖多偏激，心地極為忠誠，遇有疑難之事，間亦與之商榷，而張佩綸猶拘執姻嫌，竟至畏首畏尾，不讚一辭。臣心頗怪之，嘗告以胡林翼之於陶澍、沈葆楨之於林則徐，均以女婿在署襄辦公事，未聞有所避忌。汝曾任大員，留心時事，豈宜一蹶之後，遂于軍國要務漠不關懷，未免憂讒畏譏，太形偏隘。而張佩綸操心慮患，矢志不回。近年以來，臣亦聽其匿跡銷聲，不復與談世事矣。
李鴻章還說張佩綸現已病痊回裡，無待驅逐。惟張是直隸人，凡在直隸境內，無不可以寄居，能否仍讓他住在天津？然而此時已是黃海海戰之後，李鴻章自己的處境也如同張佩綸當年經歷了馬江之敗，完全成為眾矢之的，所以光緒帝斷不同意。張佩綸不得不偕妻南下，定居金陵，自謂 “從此浪跡江湖，與伯鸞賃舂、元節亡命無異”。此處“伯鸞”是著名成語 “舉案齊眉”故事中的梁鴻，他是東漢初年的高士，隱居鄉間，為人舂米謀生。“元節”是譚嗣同絕命詩“望門投止思張儉”一句中提到的張儉，《後漢書·黨錮列傳》載：他的仇家“上書告儉與同郡二十四人為黨，於是刊章討捕。儉得亡命，困迫遁走”。兩個典故都是張佩綸述說自己的落魄。清流時代的密友張之洞此時代理兩江總督，以張佩綸為當軸不喜，為避嫌疑，幾乎不相往來。張佩綸自嘆“孑然孤立，一無倚著，清流以為淮戚而疏之，淮戚又以清流而遠之，清流不成清流，淮戚不成淮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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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流·淮戚（5）
遠離政治中心的張佩綸依然關心著政治。及至翌年戰敗，李鴻章被迫東渡，在日本簽訂了屈辱的《馬關條約》，遭到輿論的一致唾罵，張佩綸也作二千餘字長信表示反對。作為政治上的失意者，他熟悉官場的世態炎涼，作為女婿，他更關注李鴻章的身後評價，故引曾國藩處理天津教案之例進行比較：
曾文正於豐大業一案所云：內疚神明，外慚清議。今之倭約，視法約何如？非設法自救，即疚慚不能解，而況不疚不慚？蕢恐續假譁然，銷假譁然，回任更譁然，將終其身為天下譁然之一人耳。此數紙，蕢中夜推枕濡淚寫之，非惟有淚，亦恐有血；非惟蕢之血，亦有鞠耦之血；非惟蕢夫婦之血，亦恐有普天下志士仁人之血。希公審察之，毋自誤也。
這幾句血淚交加的話語，寫得極為沉痛，為我們展示了李鴻章家族內部對《馬關條約》的強烈反對態度。李鴻章出國之前，便知此行必是一生名節的毀滅，回國後果然朝野上下，彈章紛飛，國人皆曰可殺。這份激情，宛如當年清流之於崇厚。
五
張佩綸的晚年是在南京度過的。從前的朋友，來往得不多。昔日的恩師李鴻藻在北京向李鴻章抱怨：“蕢齋不來一信，與我絕交！”李鴻章向他笑笑，卻不忘記把這個細節寫信告訴女婿。
張佩綸買下大中橋襄府巷的一座侯府，園中古木扶疏，生活過得頗為閒適，夫婦倆寫過一本食譜，還合著過武俠小說。柴小梵《梵天廬叢錄》中說，張佩綸“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