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公不語對枯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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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英國學其文字，究其象數，為仿造輪船張本，不數年後亦必有成。……

獨中國狃於因循積習，不思振作，恥孰甚焉！”倭仁說：“立國之道，尚禮義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古今來未聞有恃術數而能起衰振弱者也。天下之大，不患無才，如以天文、算學必須講習，博採旁求，必有精其術者，何必夷人，何必師事夷人？”為此，奕在1867年4月6日，向皇帝上呈了一個極為著名的奏摺，其中回顧了第二次鴉片戰爭中英法聯軍佔領北京，逼迫中國簽訂城下之盟的歷史，以及此後他在尋求中國自強之路的心跡：

溯自洋務之興，迄今二三十年矣。始由中外臣僚未得款要，議和議戰大率空言無補，以致釀成庚申之變。彼時兵臨城下，烽焰燭天，京師危在旦夕。學士大夫非袖手旁觀，即紛紛逃避。先皇帝不以奕等為不肖，留京辦理撫務。臣等不敢徒效賈誼之痛哭流涕，胡銓欲蹈東海而死，空言塞責，取譽天下，而京師內外尚以不早定約見責，甚至滿漢臣工連銜封奏，文函載道，星夜迭催，令早換約。臣等俯查情形，不得不俯徇輿論，保全大局。自定約以來，八載於茲，中外交涉事務，萬分棘手，臣等公同竭力維持，……以為即此可以防範數年，數十年後則不可，是以臣等籌思長久之策，與各疆臣通盤熟算，　如學習外國語言文字，製造機器各法，教練洋槍隊伍，派赴周遊各國訪其風土人情，並在京畿一帶設立六軍，藉資拱衛；凡此苦心孤詣，無非欲圖自強。……臣等反覆思維，洋人敢入中國肆行無忌者，緣其處心積慮在數十年以前，凡中國語言文字，形勢虛實，一言一動，無不周知，而彼族之舉動，我則一無所知，徒以道義空談，紛爭不已。……左宗棠創造輪船各廠，以為創議者一人，任事者一人，旁觀者一人，事敗垂成，公私均害。李鴻章置辦機器各局，以為無事則嗤外國之利器為奇技淫巧，以為不必學，有事則驚外國之利器變怪神奇，以為不能學。……該督撫等所論，語多激切，豈故好為辯爭，良由躬親閱歷，艱苦備嚐，是以切實不浮，言皆有物。在臣等竭慮殫思，但期可以收效，雖冒天下之大不韙，亦所不辭。該大學士既以此舉為窒礙，自必別有良圖。如果實有妙策，可以制外國而不為外國所制，臣等自當追隨該大學士之後，竭其昧悉心商辦，用示和衷共濟，上慰宸廑。如別無良策，僅以忠信為甲冑、禮義為幹櫓等詞，謂可折衝樽俎，足以制敵之命，臣等實未敢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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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與運相爭（4）

從此奏摺中，我們可以看出，青年時代的奕，確實是勇於任事，鋒芒畢露的。

在此後的爭論中，他進一步設計，任命倭仁這位保守的冬烘先生擔任總理衙門大臣，諭令倭仁“酌保數員”講授自然科學，倭仁被迫承認原說中國之大，不患無精通西學之人，不過是憑空想象，“意中並無其人，不敢妄保”。而奕仍然尋他開心，以皇帝的名義命他“隨時留心，一俟諮訪有人，即行保奏”。弄得倭仁蹶倒昏迷。在同文館爭論中，奕主持下的軍機處，多次擬旨，精彩紛呈，至今讀來，依然餘音繚繞，令人回味。

從1862年到1884年的二十餘年裡，　奕一直處在中國政治前臺的大漩渦裡，不停地旋轉。直到中法戰爭爆發，才被西太后強行將整個軍機處一起開缺，並讓奕回家整整閒賦了十年。以奕之才華和能量，卻鬥不過慈禧太后，主要的原因可歸結為名分，由此可以猜想，奕在書寫“獨樂峰”時，心情是多麼地沮喪。

從此，恭王只能寄情園林和唐詩。他在這個花園裡消磨著才華和生命，集唐人詩句，寫成八卷的《萃錦吟》，雖說是玩弄技巧的筆墨遊戲，有的詩還刻意顯示淡漠政治、韜光養晦，但其中仍有不少詩篇抒發了憂鬱的心境，如在給同時下野的政治老友，前軍機大臣寶的詩中說：

紙窗燈焰照殘更　（齊己：《荊渚偶作》。）　，半硯冷雲吟未成（殷文圭：《江南秋日》。）；

往事豈堪容易想（李：《定風波》。），　光陰催老苦無情（白居易：《題酒甕呈夢得》。）。

風含遠思晚（高蟾：《秋日北固晚望二首》。），　月掛虛弓靄靄明（陸龜蒙：《江城夜泊》。）；

千古是非輸蝶夢（崔塗：《金陵晚眺》。），　到頭難與運相爭（徐夤：《龍蟄二首》。　）。

歲月如溫溫的小火，煎噬著人壽。恭王在他的精巧的花園裡，漸漸地進入老境，不僅身體衰弱，思想也趨於老化、圓滑和保守。待到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在前後清流的兩位領袖李鴻藻、翁同的一起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