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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何啟的建議下,他的幕僚劉學詢及英國駐香港總督卜力爵士(Sir Henry Black)穿針引線,企圖討論“兩廣獨立”後雙方合作的可能性。在卜力給英國殖民大臣張伯倫(Joseph Chamberlain,二次大戰前主張綏靖政策的英國首相張伯倫[Neville Chamberlain]之父)的電報中,提到謠傳李鴻章“想自立為王或是總統”。日本人宮崎寅藏在《三十三年之夢》一書中,也記載孫中山當時曾告訴說,卜力想在“兩廣獨立” 後,用孫來施行新政,卜力在暗中作保護人保證安全。“李為了晚年有所回憶緬懷,也有意獨樹一幟,因此表示贊成。”此事後來由於清政府重新起用李鴻章北上議和而作罷,箇中的情節也有許多撲朔迷離之處,但畢竟提醒我們對於政治、對於李鴻章的許多新理解。李鴻章的內心世界,遠比我們的想象更為深邃和複雜。
1900年10月11日,李鴻章孑身重返北京,住進賢良寺,開始與各國公使談判和約。離京僅十個月,所見已是一片慘狀:朝廷西狩,生靈塗炭,整個北京被聯軍分段佔領,連賢良寺門前也有俄國兵守護,李鴻章豈能不太息流涕?其實,早在從廣州啟程時,他已知此行艱難,自謂:“燕北之行,早已安排死所。……《語》雲:‘死而後已’,兄竟未已也。蒙塵兩聖,困苦庶民,每用撫懷,潸然泣下。”作為中方主要代表,李鴻章經過近一年唇焦舌敝的談判,終於以空前屈辱的條件,簽署了城下之盟《辛丑條約》。
簽約之後,李鴻章在給朝廷的奏摺中寫道:
臣等伏查近數十年內,每有一次構釁,必多一次吃虧。上年事變之來尤為倉猝,創深痛巨,薄海驚心。今議和已成,大局少定,仍望朝廷堅持定見,外修和好,內圖富強,或可漸有轉機。譬諸多病之人,善自醫調,猶恐或傷元氣,若再好勇鬥狠,必有性命之憂矣。
這是他對自己外交思想的最後總結,是非曲直,留待後人評說。近代中外關係涉及到整個工業文明在世界範圍的擴張,不是“我不要你來,你就不該來”之類簡單的結論便可概括的。中國在鴉片戰爭後經歷了前所未有的苦難,導致在19、20世紀交替之時民族排外情緒的總爆發,但從國際法上來說,庚子之役卻是中國主動向世界各國的一次宣戰,一次以極為情緒化戲劇化的挑逗開始,而以極為悲慘結局告終的民族災難。
簽完和約後,李鴻章也精殫力竭了。兩個月後,他的老部下週馥接到李鴻章病危的訊息,趕到賢良寺西跨院那間北屋時,李已身著殮衣,處於呼之能應口不能語的狀態。延至次日午刻,目猶瞠視不瞑。周馥哭號著說:
“老夫子有何心思放不下,不忍去耶?公所經手未了事,我輩可以辦了。請放心去吧!”
半生名節(6)
李鴻章忽然睜大眼睛,嘴唇喃喃顫動,兩滴清淚緩緩滾出眼窩。周馥一面哭號,一面用手撫其眼瞼,李鴻章的雙眼方才合上,須臾氣絕。終年七十八歲。是日為1901年11月7日。
李鴻章臨終前,曾吟詩一首:
勞勞車馬未離鞍,臨事方知一死難。
三百年來傷國亂,八千里外弔民殘。
秋風寶劍孤臣淚,落日旌旗大將壇。
海外塵氛猶未息,諸君莫作等閒看。
維新派人士,自稱是李鴻章“政治公敵”的梁啟超,在聽說李去世的訊息後,懷著敬其才、惜其識、悲其遇的複雜心情,寫出如下輓聯:
太息斯人去,蕭條徐泗空,莽莽長淮,起陸龍蛇安在也?
回首山河非,只有夕陽好,哀哀浩劫,歸遼神鶴竟何之。
另一位著名維新思想家、當年被李鴻章派往英國留學海軍的嚴復,更作輓聯曰:
使先時盡用其謀,知成功必不止此;
設晚節無以自見,則士論又當何如?
嚴復顯然是同情李鴻章的。他以為,當初李鴻章辦洋務辦海軍,若不受到那麼多的掣肘,後來也不會有甲午、庚子的慘敗。反過來,到了敵軍兵臨城下之際,李鴻章不出來主持和議,收拾殘局,則士大夫又要攻擊他為保名節而誤國。
做官實在是很難的。從日本議和回國後,有人曾勸李鴻章引退,他卻說:“於國實有不能恝然之誼,今事敗求退,更誰賴乎?”便是表達了他的心跡。這種心跡,後人可能難以想象,但輓聯所反映的觀點,卻是當時的實情。
著名戲曲作家、梅蘭芳劇目的主要撰寫者齊如山先生曾是同文館的學生,他在回憶錄中,講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