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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槍也,恐人議與倭通,故假捏之耳。”
不久,朝廷調王文韶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失去軍權,在賢良寺閒住。因俄國在《馬關條約》簽訂後聯絡法、德二國逼迫日本歸還遼東半島,造成李鴻章對俄國的輕信和提出“聯俄製日”的外交構想。但俄國利用了中國的信賴,卻在打中國的主意,透過《###》獲得西伯利亞鐵路透過中國東北連線海參崴的築路權;又借德國強佔膠州灣之機,迫使清政府租讓旅順口。黃遵憲批評李鴻章是“老來失計親豺虎”,真是一語中的。不過當時親俄的,也不僅是李鴻章一人。比如湖廣總督張之洞,便建議總理衙門“急與俄國商訂密約,如肯助我攻倭,脅倭盡廢全約,即酌量劃分新疆之地,或南路回疆數城、或北路數城酬之”。更有後來名滿天下的譚嗣同先生,開出了出賣國土、籌款變法的價碼:
半生名節(4)
今夫內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大而寒瘠,毫無利於中國,反歲費數百萬金戍守之。地接英俄(按,指西藏與英國殖民地印度接壤),久為二國垂涎。一旦來爭,度我之力終不能守,不如及今分賣於二國,猶可結其歡心,坐獲厚利。……計內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不下二千萬方里,每方里得價五十兩,已不下十萬萬。除償賠款外,所餘尚多,可供變法之用矣。
可見聯俄心情之迫切。唯獨李鴻章的真正汙點,卻是在談判租借旅順口時,拿了俄國外交官璞科第送去的五十萬兩銀子的賄賂。
拿回扣、收門包,送冰敬、炭敬、節敬,是清末官場的陋習。恐怕沒有一個官僚能夠免俗。是以歷來有“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之諺。但李鴻章在對俄談判時拿俄國人的賄賂,卻顯示出其品行中貪弊的一面,既損人格國格,也為外人所蔑視。不過話又說回來,李鴻章在離開直隸總督之任時,將其帶兵數十年截曠扣建所存之“小金庫”八百餘萬兩白銀全部移交給後任王文韶,又可看出他性格的另一面。據說這筆鉅款,後來落入袁世凱之手,作為他內外行賄,交通王侯的特別經費,這就是李鴻章萬萬料想不到的了。
李鴻章依然關心時事,默默地看著甲午之後的新生代接過他在三十年前就亮出的變法旗幟。他向強學會捐款三千兩,要求入會,被拒絕,老臉上很是難堪。但當戊戌變法失敗,慈禧太后重新訓政之時,他卻敢於坦露自己對維###人的同情。某次他和幕僚親信閒談,講到奉懿旨捕拿康梁,如能獲此二人,功甚大,超過平定太平天國和捻軍,我還能進爵位,說畢大笑。李指著侄婿孫仲愚說:“你是康黨嗎?”孫答:“是康黨。”他問: “不怕抓嗎?”孫答:“不怕。中堂擒康黨,可先抓我。”李鴻章說:“我哪能抓你,我也是康黨。”李鴻章還說太后將別人的彈章拿給他看:“有人讒爾為康黨!”他當即回答:
臣實是康黨。廢立之事,臣不與聞,六部誠可廢,若舊法能富強,中國之強久矣,何待今日。主張變法者即指為康黨,臣無可逃,實是康黨!
滿朝袞袞諸公,恐怕沒有這份耿直。
五
從1895年到1899年,李鴻章投閒京師,在賢良寺住了漫漫的五年。此時,門生故吏,紛紛叛離。他韜光養晦,看盡世態炎涼。而翁同的權勢正
好如日中天。但翁也有不滿之處,他不是大學士,不能被人稱作“丞相”。雖有帝師之尊,可以影響皇帝,只是難成相業,心中不免耿耿。
他自然看上了文華殿大學士李鴻章的位置。
有一天,袁世凱赴賢良寺拜謁李鴻章。他裝作漫不經心的樣子說道:
“中堂是再造元勳,功高汗馬。現在朝廷待您如此涼薄,以首輔空名,隨班朝請,未免過於不合。您不如暫時告歸,養望林下,俟朝廷一旦有事,聞鼙鼓而思將帥,不能不倚重老臣。屆時羽檄徵馳,安車就道,方足見您的身份呢。”
李鴻章一眼看穿這位昔日部下的來意,厲聲喝斥:“慰廷,你來替翁叔平作說客嗎?他汲汲想得協辦大學士,我開了缺,以次推升,騰出個協辦,他即可頂補。你告訴他,教他休想!旁人要是開缺,他得了協辦,那不干我事。想補我的缺,萬萬不能!諸葛亮說:‘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這兩句話我還配說。我一息尚存,決不無故告退,決不奏請開缺!花言巧語,休在我面前賣弄,我不受你的騙!”
李鴻章從心底裡看不起總理衙門的那幫同事,他在家信中評論說:恭王浮光掠影,毫不用心;翁同依違其間,專講小過節,不問大事。李鴻藻迂腐更甚。又說翁同周旋於太后和恭王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