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情商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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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凝視專注於改變有可能會使人充滿對於他們察覺到的種種障礙的擔心與憂慮。有時候，當人們經歷了關於他們的理想未來的最初興奮感之後，他們立刻便再次失去了這種感覺，重新回到沮喪之中，因為他們今天並沒有生活在那個夢想之中。那個時候，記憶在大腦的感覺中所扮演的角色能夠有所幫助。正如我們在第二章中討論過的那樣，正是左側額葉前部皮層的活動激發起我們的希望，讓我們想象當我們達到理想時感覺會是如何了不起。正是這些東西激勵我們排除萬難、勇往直前。

相反，如果我們的視線專注於我們前進道路上的障礙——而不是我們的理想自我所具有的強大形象——那麼，我們大概會啟用右側額葉前部的區域，從而陷入到悲觀的情緒之中，不但不能激發我們的鬥志，而且可能真正地阻撓我們的成功。

“應當”之於理想

在《飢餓的精神：超越資本主義，在摩登世界對目標的追求》（The　Hungry　Spirit：　Beyond　Capitalism；　A　Quest　for　Purpose　in　the　Modern　World）一書中，查爾斯·漢蒂描寫了通往他的理想自我的種種困難：

在我生命的早期，我一直孜孜不倦地努力，希望成為另外一個人。在學校裡我想要成為偉大的運動員，在大學裡我希望成為一個人人羨慕的社交名流，後來我的目標變成了商人，最近的理想則是一個大型機構的頭頭。我很快就發現，我註定不可能在這些方面取得成功，但是那並沒有阻止我繼續嘗試，我也沒有對自己永遠喪失信心和希望。

問題在於，當我嘗試成為另一個人的時候，我忽略掉了集中精力去思考我能夠成為什麼樣的人。有時候，那個想法太令人恐懼，以至於我不敢凝視。我更喜歡遵循當代的常規，按照金錢的多寡、地位的高低來衡量自己的成功，攀登著別人放在我的道路上的梯子，收集著那些東西和種種聯絡，而不是表達我自己的信念和個性。

那樣發人深省的供認來自一個在行業中相當成功的經理人，倫敦商學院（the　London　Business　School）的領導者，英國皇家藝術學會（the　Royal　Society　of　the　Arts）主席，在世界範圍內享有崇高影響力的作家和教授。但是，像查爾斯·漢蒂一樣，許多人在忙碌的一生之中被權利或者名氣的概念所誘惑，或者屈從於其他人對自己的期望。

當雙親、配偶、老闆或者老師告訴我們應該成為什麼人的時候，他們是在強加於我們那個他們心目中的理想的我們，這個形象會成為造就我們的“應當的自我”的重要因素——我們認為我們應該變成什麼樣的人。當我們接受那個“應當的自我”的時候，它就變成了一個籠子，我們自己就被囚禁其中——社會學家馬克思·韋伯（Max　Weber）稱之為我們的“鐵籠”——圍繞在我們周圍，就像一個影子不斷衝擊著一堵看不見的牆壁。當我們在組織中，同樣的事情也屢屢發生，前提假設是人們希望透過在工作中攀登“向上”的事業階梯而不斷前進，卻不認同每一個人都可以有他們自己的夢想以及對成功的定義。那樣的假設可能很容易地成為構成工作中的“應當的自我”的重要元素。

第7章　改變的動機（3）

隨著時間的流逝，人們可能會對他們的理想自我逐漸變得麻痺，他們的理想開始變得模糊，他們慢慢變得對自己的夢想視而不見。來自抵押貸款債務、孩子上學的費用以及維持某種特定的生活方式的種種壓力可能迫使人們走上一條道路，不管他們是否相信那條道路將會幫助他們達成自己的夢想。他們變得麻木，不再有激情，更多地滿足於現狀。典型的例子——在多數專業人士身上都可以看到，他們通常都成長於非常傳統的文化之中——就是，人們之所以遵循一條既定的職業生涯道路，原因非常簡單，就是因為他的雙親說他應該如此。我們認識的一個印度男子就成長於這樣一個家庭，他對於音樂有著強烈的激情，但是卻老老實實地遵循他的家庭的願望成為一名牙科醫生，就像他的父親一樣。最後，他終於離開了他那間位於Mumbai的診所，搬到紐約謀生——他現在非常開心——成為一位錫塔爾琴樂手。

混淆“應當的自我”和“理想的自我”，並且以一種並非發自內心的方式採取行動，實在是再容易不過的一件事情。那就是為什麼在領導能力發展過程中採取步驟發現一個理想的自我至關重要的原因。但是，許多這樣的課程都是建立在這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