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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的結果也自然可想而知——在著名的“無敵艦隊”灰飛煙滅之後，西班牙便走上了衰敗的道路，此後或為*人侵擾、或為法國佔領，大國地位一去不復返。
從這一段歷史之中，我們不難發現的是，西班牙在掠奪來大量金銀貴金屬之後，成功地利用它增加了本國的貨幣投放量，為市場經濟的繁榮帶來了一定程度的貢獻，這種將不同空間中的財富集中使用的手法，堪稱資本化的典範，而這也正是西班牙在16世紀稱雄於世界的原因所在。
然而，對於一個國家規模的經濟體而言，僅僅是透過貨幣政策來調節經濟，是遠遠不夠的，無論其貨幣保障力多強，其貨幣可投放量有多大，都將會面臨一個有限的高度；況且，這種貨幣上的資本化，對於民生儘管有幫助作用，卻並不會實現“藏富於民”的目標。因此，在實現“國富”的終極目標過程中，資本化只是手段之一，想要讓民眾實現富裕，就必須用更先進的金融技術，將蘊含於民間的財富調動出來，實現增值。
這種技術上的操作，看似僅僅停留在金融層面之上，實際上，對於像國家這種規模的經濟體而言，決定其是否能夠持久繁榮的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是否擁有一套先進的金融手段，關於這一點，我們在下面還將從中國歷史的角度，繼續我們的探討。
金融治國之道：封建王朝的財政危機（1）
熟悉中國歷史的人都知道，中國歷史上的封建王朝，無不遵循著由盛到衰的規律，立國之初百廢待興，經過一段時間的積累與發展之後達到全盛時期，隨後逐漸沒落，最終轉向衰亡，無論漢唐五代，還是宋元明清，概莫能外。
如果我們的所知再多一些，就會發現這些封建王朝的財政狀況，也完全符合這樣一條“上凸型”曲線，在王朝建立之初，財政上總不免捉襟見肘，隨後經過積聚期而實現國庫豐盈，隨後則進入衰減期，開始出現寅吃卯糧的現象，日益吃緊的財政危機表現為鉅額赤字，最終使國家的財政系統崩潰，王朝也隨之覆滅。
透過我們從書本上得到的常識，造成財政危機的原因主要歸結於國家統治階層的*——在王朝建立之初，統治者以勵精圖治為最大目標，自然無法容忍政權內部所存在的*現象。
以明王朝為例，其開國皇帝朱元璋在立國之初，便親自下令制定了整肅貪汙的綱領——《大誥》，其中明確記錄了關於官員貪汙案例的處決結果，隨之闡述了他對貪官態度、辦案方法和處置手段等內容，並在全國範圍內廣泛宣傳，以便令官員讀之後自律，民眾讀後自發檢舉*。
然而，即使是像明王朝這樣下了如此大決心，如此大力氣，如此精確的措施，威力如此猛烈，也始終無法根除政權內部所出現的*現象，以至於朱元璋在死的時候咬牙切齒，留下了“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的感慨。那麼，像其他王朝就更不用提了，隨著它們政權專制程度逐漸增大，其內部成員的權力也越來越缺乏約束，貪官之多，就連“野草”都難以形容了。
誠然，權力失控所帶來的*現象，的確為歷代封建王朝帶來了覆亡的制度性因素，然而假如我們轉換視角，從金融的角度來看待這個問題的話，就必然會得到全新的結論。
我們知道，一個國家的財政體系無論多麼龐大，其基本構架仍然不能擺脫“收”與“支”這兩大部分，所謂的收，指的就是政府的各項財政收入，主要集中在田賦、工商各稅、戶稅等領域，簡單說就是入手的財富；反過來，所謂的支，指的就是政府的各項財政開支，主要集中於國防費用、戰爭費用、政府及皇室開支、公共事業建設等領域，簡單說就是出手的財富。
入多出少，政府的財政就有富餘，入少出多，政府的財政就要出現赤字，難免捉襟見肘，所以無論是哪一朝代的國家管理者，都希望政府的財政狀況呈現出前一種形態，儘量避免入不敷出的情形出現。
不過，事情並不能總是盡如人願，每年的收入總是會遵循一個定額，大致停留在一個固定的水平線上，而需要支出的財富卻存在著許多不可預計的因素，比如地震、洪水、旱情等天災、叛亂、起義、外敵入侵等人禍、這些無一不會導致政府當年的財政支出呈現激增的態勢，財政狀況就難免拆東牆補西牆，就難免要節衣縮食，甚至於乾脆寅吃卯糧，選擇透支稅收的方法度過難關。
為了應對這樣的狀況，為了規避財政上可能出現的危機，歷代王朝的主政者莫不想方設法，以種種方略來為未來做鋪墊，而將這些方略歸結起來，無外乎“開源”、“節流”兩大分支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