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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國”、“諶離國”、“夫幹都盧國”、“黃支國”、“已程不國”都有貿易往來，但漢書裡記載的這些國家都是現在的什麼地，專家們還在爭議討論中呢。
漢代富人的困惑——家在何方？
如果在漢代做富人，你會有一個困惑，那就是家在何方？
西漢的二百來年間，隨便翻翻《漢書》就可以看見十來次、在政府指引下的富人集體大搬遷。
劉邦那就不說了，天下平定後，向都城引進點人口是應有之義；
漢惠帝時曾經兩次髮長安六百里內的人口入長安，兩次合計遷徙了三十來萬人；
漢武帝時，兩次把郡國豪傑以及資產三百萬以上的富人都遷徙到了茂陵、雲陵；
漢昭帝時，則募民遷徙雲陵，這次好一點，是募集，不是強迫遷徙，隨後有遷三輔富人到雲陵；
漢宣帝時，又遷郡國吏民資產百萬以上者到平陵、杜陵；
漢成帝時，又遷郡國豪傑和資產在五百萬以上者到昌陵……
土是王土，臣是王臣，王讓你遷一遷，沒問題吧？呵呵
只可惜這個生意還是要講究地利、人脈的，過個幾十年，全國富人就要來一次半強迫性質的舉國大搬遷，雖然都搬到了一起，或許能夠發回聚集效應、能建設幾個總部基地，但每次搬遷，就意味著原有的營銷體系、人脈都要推倒重來了，這在漢代那種人流、資訊流條件下，對一個企業還是影響比較大的。別說那時候，就是擱在現在，你把上海的富豪硬搬到北京來，他那生意也未必能繼續做的那樣好了。
家在何方？業在何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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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激情引發經濟大出軌（1）
儒家：從江湖到廟堂
漢武帝獨尊儒術、罷黜百家，從此之後，儒家登堂拜相的人數越來越多。錢穆大師總結過，漢朝開國時，擔任丞相的先後有蕭何、曹參、王陵、陳平、周勃、灌嬰等，幾乎都是部隊出身；文景之治的時候，也主要是開國軍人、或者周亞夫、劉舍這些*做丞相；漢武帝一開始用的丞相也主要來自於公候世家，只有公孫弘是以布衣資格拜相，從某種角度上看，這公孫弘是真正的“儒家第一相”，從此之後，儒家力量越來越大，漢昭帝、漢宣帝時，只有出身儒家才有資格當丞相。
從軍功、到世家，到儒家，在這種人事制度變遷背後，實際上體現著儒家力量的逐漸增強，漢初，儒家不過是黃老大政方針下的百花之一；漢武帝時，已經是國家欽定思想；此後，儒家已經從思想領域，堂而皇之的切進政治領域。
回首孔子周遊列國，鬱郁不得志，悠悠三四百年啊，儒家學術終於從江湖之遠，走到了廟堂之上；完成了從草野向冠冕堂皇的轉變。儒家學術地位的這種轉變，對中國民族的哲學價值、思想價值，先哲討論已多，本文不想做太多涉及。
之所以在文首先簡單回顧一下儒家的廟堂歷程，是因為在西漢後期，儒家學術是如此的興旺發達，是如此的勢不可擋，是如此的縱橫在思想領域、政治領域，乃至經濟領域，在這種任意馳騁的大背景下，儒家思想所蘊含的復古主義思潮，終於掀起了一場經濟發展史上的大風暴、大悲劇，這場悲劇的第一號男主角就是——王莽。
從政治復古到經濟復古
貨幣主義的當家人弗裡德曼在《資本主義與自由》一書中表示：人們普遍相信政治和經濟是可以分開的，並且基本上是互不相關的，相信個人自由是一個政治問題，而物質福利是一個經濟問題；並且相信任何政治安排可以和任何經濟安排結合在一起。這種觀點是一種錯覺，在政治和經濟之間有著密切的聯絡；政治和經濟的安排只可能有某些有限的配合方式。
公元9年到23年，王莽創立“大新帝國”，在全社會近乎瘋狂的復古主義思潮下，在政治領域復古主義的驅動下，為了達到自己的政治綱領、為了達到自己的政治理想、實現自己的政治承諾，以王莽為首的一干政客“相信任何政治安排可以和任何經濟安排結合在一起”，開始從政治領域試圖逆向驅動經濟，終於搞了一次經濟大復古，不顧人口質量與數量的現實情況，不顧知識存量，只想在激勵機制上做手腳，志向是遠大的，但結果是他失敗了，而且失敗的很慘。
王莽這孩子成功就成功在能把儒家的那套假道學玩得出神入化，翻翻史書，王莽的文章、詔書中隨處可見引用的子曰、詩云，一會《孝經》、一會《春秋》什麼的，儒家的東西領悟的很透徹、學習的很到位，也就是靠著儒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