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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戰敗日軍撤退時，徹底銷燬在中國設立的用於細菌武器研究的設施和所有資料。在戰後，日本又和美國一道隱瞞細菌戰，使細菌戰的戰犯逃脫了遠東軍事法庭的審判。而更重要的是戰後幾十年日本政府又透過修改教科書、國會質詢中撒謊、欺騙、推託和假裝等手段長期隱瞞細菌戰事實。正是由於這樣，才使許多受害者並不知道自己是死於日軍細菌戰，倖存者在時至今日的五十多年間，也沒有明確認識到自己所患鼠疫是由日軍細菌戰造成的。日本政府的這種隱瞞行為，妨礙了救濟受害者，損害了原告的權利，應該承擔罪責並給予賠償。
在追討日本政府的現行隱瞞罪的同時，細菌戰訴訟團還追加了追究日本政府立法不作為罪的請求。日本政府知情而隱瞞，故意拖延關於受害賠償的法律的制定，損害了受害人的權利。而德國、澳大利亞、美國、加拿大等國家都制定了戰後賠償法，向被殘殺和強行關押的受害者支付了賠償金，因此日本政府應該承擔立法不作為的責任。
細菌戰的事實是隨著訴訟開展而一步步被揭露，被剝開的，它讓人們逐漸看到其中的殘酷和非人道；訴訟團也是隨著歷史的黑幕一層層揭開，與日本政府的一次次較量而成熟，王選也是這樣一步步成長起來的。這一點劉惠明看得十分清楚。
劉惠明是唯一的參加辯護團工作的中國律師。當時他正在日本留學，後來又在日本律師事務所工作，是王選看到他既懂中國法律，又熟悉日本法律，沒有語言的障礙硬把他拉入律師團的。1999年到2001年劉惠明在日本從事律師工作期間，一直堅持參加每月一次的辯護團工作會議。王選只要是在日本，也一定要趕來東京參加律師工作會議。
劉惠明記得，一開始細菌戰訴訟團只是提出賠償和道歉的要求。在一次辯護團工作會議上，王選提出一個問題：細菌戰的影響如此之大，如此慘烈，罪惡如此之深重，而在過去的近半個世紀當中，日本政府和美國政府聯合隱瞞了這樁罪惡，是否可以認定這是一種新的侵權行為？
劉惠明說，日本政府在應對訴訟方面也做了大量的準備。從辯護團這個角度上來說，就要考慮到對方所提出的法律依據，得想辦法來應對。
辯護團的律師們就此進行了廣泛的討論，如果要向法庭提出追究日本政府隱瞞罪的請求，就得有相應的法律依據。為了使這項罪名成立，辯護團請來了歷史學家、軍隊史學者、防疫專家，從各個側面來判斷其可行性。一次次的討論使辯護團的思維開闊起來：因為政府進行了隱瞞，所以造成了新的侵權，因為是新的侵權，所以所謂超過了訴訟時間的“時壁”論就不成立，細菌戰犯罪就成了一件持續到現在的犯罪，而政府面對這種犯罪不作為，則負有“立法不作為”責任。
劉惠明將訴訟團向法庭提出的新的訴訟要求稱之為“進步”。
劉惠明指出，現行的法律包括國際法在原告的訴訟請求上是有很多障礙的。比如按現有的法律，期限問題、個人權力能否成為國際法的申請主體等等都是空白。這讓辯護團有了很多思考，很多問題都在突破，很多問題已經超越法庭而成為世界性的學術課題。
而這些法律問題的突破，將代表著人類越來越尊重個體的權利，法律越來越走向人性化，是整個人類文明的進步。
正如細菌戰辯護團團長土屋公獻所說：細菌戰訴訟最終推動的是日本政治和社會進步。
親歷老兵復原歷史（1）
從細菌戰訴訟開始，日本細菌戰揭露會、辯護團、王選等就開始了尋找當年731老兵的工作，這是一群進入風燭殘年的人。和中國的戰爭經歷者一樣，他們都是歷史的見證人，而在不久的將來，五年、十年，這些人就會辭世而去，帶著他們珍貴的記憶。
但是在日本，更多的731老兵遵守著當年的封口令。
南京1644細菌部隊的老兵，戰後成立了一個由原隊員組成的叫做“清風會”的戰友會，戰友會每年都會在風景名勝之地舉行活動，對於不熱衷於活動的當年老兵，戰友會會透過各種方式施加壓力和警告。
1644部隊繪畫兵石田甚太郞因為細菌實驗殘酷的記憶就“像幻影一般追逐著”他，所以數十年中離群索居，性情乖戾，並一直以販魚為生，從不參加戰友會。“戰前我是一名小有名氣的留著長髮的、現代派的插圖裝飾畫家。但是戰後我未再重操畫筆，像和尚一般剃了個光頭，悄然度日。這一切都是為了躲避‘南京幻影’的追逐。”石田老人去世前說。
但是“那些人”從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