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吻”地面。
“100次裡我有
99次是親自到機場。”默多克說。但某些情況下是乘卡
車,而報紙在幾個小時以後就能夠到其他大城市的街上。這種辦法持續了多
年,直到澳大利亞全國鋪上了電纜。這樣,報紙的版面就可以透過傳真了。
在堪培拉經營這樣一份全國性的報紙,壓力很大。發行量沒有能夠像所
希望的那樣上去。最初印刷
25萬份,但這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在首都免費贈送
的。到
1964年
11月,每天能夠出售的報紙下降到了
5萬份。
虧損額在不停地增長——達到了每週
4。5萬澳元。默多克開始對他的主
編產生懷疑了。牛頓絕頂聰明,非常出色,但他也有些古怪,最重要的是他
沒有使銷售額上去。默多克從來都不接受編輯的獨立性,牛頓也越來越對所
要求的報紙風格感到失望。
“默多克和我之間漸漸出現裂痕。”牛頓後來說,“魯珀特對他的事業
越來越憂慮。”他們在政治上也同樣有嚴重的分歧。在那個時候,默多克支
持保護主義,但仍然有一些自由主義的觀點。“他強烈反對在越南的戰爭,
而我認為這對澳大利亞是非常重要的事情。”牛頓說,“我記得我們都支援
對海防港的轟炸。默多克被嚇壞了,我不是說他膽小,他有過經驗,痛恨流
血。”
牛頓變得越來越消沉,默多克則越來越憂慮。新聞公司的生存依賴於悉
尼《鏡報》,這是維持《澳大利亞人報》的資金源泉,就如同後來倫敦的《太
陽報》和《世界新聞報》支援虧損的報紙一樣。隨著《澳大利亞人報》繼續
吞噬金錢。報紙的緊張關係無法忍受了。1965年
3月,牛頓辭職了,或者說
是被迫辭職了。他很苦惱,但後來他說,默多克“非常愛護我。他解僱了我
是因為我實際上是一個沒用的人”。
默多克任命了一個新的主編,瓦爾特·科默爾。一個荷蘭人,對於他來
說,英語是第二語言。報紙的情況依然如故,沒有任何好轉的跡象,默多克
曾認真地考慮過關閉它。他的許多助手,包括在阿德萊德的比爾·戴維斯,
也希望他關閉它,因為它在吃掉公司的其他部門。但最後,默多克擔心這一
失敗對公司的影響太大,保留了下來。
1966年,他任命阿德里安·迪默爾作為副主編,並負責印刷報紙。迪默
爾的父親西德尼
30年代初曾在凱思爵士手下工作過,是墨爾本《論壇報》一
位出色的編輯。阿德里安繼承了他父親在報業上的天分,將粗獷的風格與尖
酸刻薄的筆調結合在一起。
到
1967年,《澳大利亞人報》的發行量已經上升到約
7。5萬份,但這其
中只有
3800份是在堪培拉出售的。默多克決定將編輯班子的大多數成員轉移
到悉尼去。他們在基帕克斯大街的一家巧克力工廠落腳。在阿德里安的負責
下,報紙有了點兒起色。瓦爾特·科默爾這時已經轉到公司的商業方向去了,
當時默多克剛剛進入採礦業。
默多克後來說,《澳大利亞人報》是“一個理想的努力”。他希望《澳
大利亞人報》能給他一個全國性論壇的席位,它做到了。他也得到了回報。
它對澳大利亞有重要的影響,試圖攻克在許多方面主宰澳大利亞生活的“距
離的暴政”。
默多克的表弟羅納德·麥克唐納是墨爾本《時代報》的主編,他與默多
克很少來往。他後來說:“《澳大利亞人報》也給《時代報》帶來了影響,
它像一面鏡子。與《時代報》相比,它在討論一個全國性的問題時更有深度,
更強調外國的新聞,在經濟報道方面也好得多。”它試圖給澳大利亞一個大
家庭的感覺。甚至於悉尼《論壇早報》,它最主要的對手之一,很快也承認:
“《澳大利亞人報》的發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