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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得,市場上的選擇和實驗室裡的選擇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你在實驗室裡可以不遺餘力地追求完美,所以科學的殿堂裡總是樹立著一些“高、大、全”的偶像。但是在市場上,最好的東西不一定是使用者所需要的,只有最適合使用者的東西才是最好的。一個卓越的經理當然心懷改變世界的夢想,這一點和卓越的科學家沒有什麼兩樣,區別在於他不會被那些夢想牽著鼻子走,他永遠只做自己能力所及、而又有利可圖的事。他有足夠的智慧辨別什麼是自己能夠改變的、什麼是自己不能改變的。 柳傳志在“積體電路”的高地前下令公司停止進攻,是因為他看透了,中國人在技術背景、工業基礎、資本實力、管理能力以及市場營銷方面,都還無法改變世界電腦行業的格局。與其在制高點上慷慨赴死,不如避實就虛,先在技術和利潤的低谷中搶得一席之地。然而從操作的程式上看,柳的行動卻又過於突兀。此前呂譚平已經宣佈此事,在香港報紙上早就掀起一陣旋風,就在柳傳志寫那封信的四天之前,北京的《計算機世界》也在首頁頭條訊息中報道:“聯想與長江、復旦、攜手發展專用晶片設計中心”。“積體電路設計中心”連續兩個星期都是眾目所矚。復旦大學楊福家校長出來講話、上海市的政府官員把倪光南奉為開路先鋒,大家全都容光煥發,覺得民族振興的號角已經吹響,可現在,柳傳志的幾行字便讓這一切戛然而止,就像是一鍋已經做熟了的米飯就此悶在蓋子下面不能開啟。這讓公司上下措手不及,尤其讓倪光南無法接受。 “這是柳傳志第一次向我說‘不’。”倪光南後來這樣說。這話不錯,在這之前柳傳志的確對他百依百順:停止“軟漢字”、上馬程控交換機,讓周曉蘭把他奉為“神”,讓曹之江把他當“老師”,把剛剛就任的總工程師辦公室主任再撤下來,全都歷歷在目。他無法想象柳傳志會在如此重要的事情上與他背道而馳。 “你說,”他質問柳傳志:“我的想法怎麼不對?” 柳傳志無論怎樣努力也不能說服總工程師。於是問他,“如果大家都有不同意見怎麼辦?” 倪光南依然不肯退讓:“意見不同我也要辦。” 公司高層領導者在戰略選擇上想法各異,乃至不能統一,這在世界商業史上實在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問題在於,倪光南和柳傳志的分歧從一開始就充滿了特有的味道。此事若干年後見諸報端,被京城的評論家說成是中國現代化程序中的一個必然現象,它包含了“資本支配知識,還是知識支配資本”的重大命題。其實事情本身有可能不是那麼深奧莫測,也許它只不過是一箇中國式的悲劇。諸如此類的爭端如果發生在西方,當事者總是就事論事,坦率地表達自己的想法並且傾聽別人的意見,又以最簡單的方式來評判和調節,其目的在於取得實際效果,而非強求一律,更不會逼迫別人認輸。假如簡單的方法不能奏效,他們寧可轉身走人也不願意糾纏不休,因為他們的文化中並不包括“你死我活”這種因素。我們的國家則是一個習慣於“是”的民族,不喜歡說“不”也不喜歡聽“不”,多少年來就是如此。如果有個“不”字突然橫在兩人中間,那就一定會造成巨大的不幸。無論當事者還是旁觀者,更傾向於把它當作人與人之間的糾葛,而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反倒退居其次。柳傳志說,這件事是他與倪光南徹底分裂的“導火索”。倪光南顯然也不否認。但是我們追究起來,很難說是個人積怨導致他們不能就重大問題互相理解,還是在重大問題上的分歧讓兩人失去了最後的轉圜之機? 一次戰略抉擇的分歧演變成這對搭檔的決裂,說起來真是一個悲劇,然而更令人悲哀的事情還在後面。倪光南不能遏止內心的憤怒,因為“這個‘不’以後,永遠都是‘不’了,不再有‘是’。”總裁室的會議變成了倪光南和柳傳志之間的爭吵,每一次工作分歧全都成了針對個人的指責。財務總監胡靖宇的一些行為叫總裁室不能滿意,被柳傳志撤換,而倪光南堅決不能同意。倪光南提議將80人的程控機事業部改成子公司,又被柳傳志制止。柳的理由是這個部門產品積壓,嚴重虧損,變成子公司將更加難以控制,但是倪光南認為這是柳傳志大權獨攬。事情到了這個地步,柳傳志說,倪光南是在和自己“胡攪蠻纏”,而倪光南在一次會議上說:“我永遠和你沒完。”在又一次會議上說:“柳傳志你這樣做違反公司法。”在第三次會議上說:“我堅決和你幹到底。”會議的氣氛劍拔弩張,有一次居然把兩個副總裁嚇得直哭。&nbsp&nbsp&nbsp&nbsp

“中國芯”:一次戰略抉擇如何演變成個人糾紛(3)

多年以後兩人談起當日糾紛,彼此仍然不能原諒,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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