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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歌”後來傳回中國，大行其道，尤其詩中的那句“若道中華國果亡，除非湖南人盡死”的豪言，曾沸騰了包括毛澤東在內的多少湘籍熱血青年的心！在“東洋”，專心從事“經濟”的楊度，受到正寓居日本的孫中山的青睞，孫親往楊的住處，與他探討挽救中國之良策，某日因談話時間太長而不得不留宿楊宅，兩人相談至天明才抵足而眠。日後，他把湘籍知己黃興介紹給了孫中山。孫、黃合作之後，革命黨才迅速壯大。留日期間，他還與另一位湖南老鄉章士釗結下了終生的友情。後來，章氏不僅照顧了他的晚年，而且還在他辭世三十多年之後繼續關照他的遺屬。此外，他還與革命黨干將胡漢民、汪精衛同窗求知。當然，“吾愛吾師（或吾友、吾同鄉、吾同學），我尤愛真理”的老毛病又犯了，自負的他，時常與這些可以“對上牙”的人辯論救國方略。他對孫中山的革命理論就頗不以為然，認為孫氏革命如一劑猛藥，疲弱的中國已難以承受。若讓中國康復，只能仿效日本，以君主立憲的溫性藥力來逐步改良體質。雄辯的孫先生縱有“孫大
炮”之綽號，也無法將其說服。楊度的政治才幹和雄辯能力很快就贏得了中國留學生的膺服，湖南二百餘學子投票選舉同鄉會會長，楊度得票八十二張，僅比公認的革命黨首領黃興少五張。日後，他又當選為留日學生總會館幹事長（相當於會長），可見人氣之旺。因悉心研究各國憲法及政體，楊度成了“憲政”的權威詮釋人，名聲遠播帝都北京。清光緒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1906年1月21日），隨五位考察各國憲政大臣出訪的湖南老鄉熊希齡找到他，請他代五大臣撰寫東西洋各國憲政情況的文章。楊度遂將自己的政治主張與超眾文采一併傾於紙上，寫下《中國憲政大綱應吸收東西方各國之所長》和《實施憲政程式》兩篇綱領性文章。“答卷”上交後，得到了五大臣的讚賞，其精華悉收入“考察報告”中。對楊度來說，這是一次更能展示思想鋒芒與非凡文采的“殿試”，以致連住在養心殿裡的那位老婦人也暗暗饒恕了他——慈禧太后同意光緒皇帝於是年七月十三（9月1日）下詔“預備仿行憲政”，兩年後，又接受了張之洞和袁世凱的聯名保薦，傳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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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井有誰知國士（3）
候選郎中楊度著四品京堂候補，在憲政編查館行走。
憲政編查館，是清廷於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設立的“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初名“考察政治館”，由軍務處的王大臣管理，至宣統年，竟由總理大臣親兼一把手。所以說，此機構雖為新設，且是以編譯和制訂新法為主要工作的務虛部門，但級別很高，算是正部級編制吶！在內憂不止、外患不已的困境中，滿清政府終於小心翼翼地走上憲政的道路。而楊度也應運而生，成為近代中華倡言憲政第一人。為籌建憲政黨，他曾與熊希齡趕往神戶，與梁啟超“熟商三日夜”，由他本人出任憲政黨幹事長。所謂立憲，亦可謂政黨政治。無多黨，何來競爭？無競爭，何談監督？無監督，何能不腐敗？因內部人事糾紛，憲政黨沒能搭建起來，他又一鼓作氣建立了“憲政講習所”，後改稱“憲政公會”，他任常務委員長，明確提出以“設立民選議院”為中心目標。清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秋，楊度回到湖南為伯父楊瑞生奔喪，仍念念不忘憲政大事，他發動湘省士民入京開展國會請願運動，起草了《湖南全體人民民選議院請願書》。今天，距這篇“憲政倡議書”問世近百年之後，我認真讀著楊氏的激揚的文字，猶能感受到一股強烈的衝擊力（標點與段落由筆者所加）：
……國家者，由人民集合而成。國家之強弱，恆與人民之義務心為比例，斷未有人民不負責任而國家可以生存，亦未有人民不負責任而國家尚可立憲者也。中國人民數千年來，屈伏於專制政體之下，幾不知國家為何物，政治為何事！即其當兵、納稅，亦純出於強力之壓迫，並不知人民對於國家之職務應如是也。東西各國，人思自救，舉國一心，其忠君愛國之忱，我國人民實多遜色。然彼何以至此而我獨不然者？即純以民選議院之有無為之關鍵也！蓋有民選議院，則國家對於人民，既付以參政之權利，故政治之得失，上下同負其責，而彼此無復隔膜，且利害與共，意志自通，關係既深，觀念自切。……今惟有利用代議制度，使人民與國家發生關係，以培養其國家觀念而喚起政治思想。俾上下一心，君臣一德，然後憲政之基礎確立，富強之功效可期。否則，政府獨裁於上，人民漠視於下，國家成為孤立，君主視若路人，雖日言“立憲”亦安有濟乎？
多麼發人深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