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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是國民黨安在北京政壇上的一個內應。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的國民黨與共產黨，儘管也時有吵鬧，但在蘇聯人的撮合下，那時正在度蜜月，所以，無論於公於私，楊度都不可能不為李大釗的被捕而著急。所以，民國十六年（1927年）4月4日那天，他便變得格外忙碌了。那一天，楊度去北京的太平湖飯店參加熊希齡長女的婚宴。熊即跑到日本找他代寫憲政文章的那位湖南老鄉，民國初年曾任袁世凱手下的國務總理，後退出政壇專心於香山致力於慈善事業。席間，楊度無意間問當過外交部總長的汪大燮：外交方面可有新聞？汪模稜兩可地答：亦可說有，亦可說無。神情有些自得。楊乃追問：此話怎講？汪遂湊近楊，耳語：張大帥（張作霖）已經派我與東交民巷的外交使團打了招呼，政府將派員進入蘇聯兵營搜查，望各國公使諒解。說完之後，汪再三囑咐：此事須要保密！楊度知道李大釗自上一年的“三一八”慘案之後即躲在蘇聯人那裡，驚聞此訊，迅疾託辭離席。回家後，他偏偏又遇上來客。急匆匆打發走客人後，他一邊前往國民黨北京市黨部胡公鄂那裡去報信，一邊派大兒子楊公庶去章士釗家通報——他知道章與李兩“釗”的關係更密切。那時的國民黨，還不是後來那個專門追殺共產黨人的專制的黨，他們與共產黨，依然是試看天下誰能敵的同一戰壕戰友。為躲避段祺瑞政府的通緝，國民黨北京執行部的領導人多已南下，京城裡公認的共產黨領袖李大釗兼了北方國民黨的領導之責，其時，正與兩黨同志寄身於蘇聯使館裡。按說，楊度報警的時間並不算晚：從4月4日當晚送出訊息，到4月6日下午軍警闖入使館，李大釗原本有足足一天半的時間潛出外逃啊！然而，李大釗等多位“黨人”並沒馬上逃逸，原因是人們並不相信張作霖政府會冒天下之大不韙公然與外交使團衝突，使館從來就是不可侵犯的地方啊！從“庚子之變”（義和團事件）結束之後，還從來沒有誰膽敢闖入東交民巷呢！人們竟不相信此訊息的真實性！結果，只有四個“黨人”迅速離開使館。國民黨北京市黨部發往南方的秘密報告，如實記錄了楊度在危急關頭的功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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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井有誰知國士（10）
其餘四同志能走避，楊之力也。
楊度憂心如焚，卻愛莫能助！且看他在李大釗被捕後的時間表：4月4日，獲悉情報，當晚報警。4月6日，派長子前往東交民巷觀察，驚悉大釗先生等六十餘人被俘。4月9日，以張作霖所聘政治討論會委員身份出席會議，與人議決將“李大釗黨人案”移交地方法庭審理（避免軍法審判以減輕罪名）。4月10日，與司法總長等同往安國軍總司令部面見張作霖，陳述將此案移交法庭的理由。其間，他還兩度派長子前往京師警察廳看守所探視李大釗並秘傳訊息；他甚至變賣了寓所“悅廬”，將所得四千五百銀元悉數充作營救費用。4月28日，李大釗等被軍###審後立即處決後，他“八方張羅，所蓄為之一空”！“仗義疏財”，“兩肋插刀”，“俠肝義膽”，“毀家紓難”……這些成語到了北洋時期的楊度的身上，全都復活了！變更的是朝代，不變的是名士秉性。
到了上海杜府門下的楊度，已經低調了許多。人們看到，被甩出權力漩渦的楊度開始大談佛經，普度眾生——他先後在上海加入了“中國互濟會”和“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並捐款甚巨。熟悉20世紀30年代歷史的人可能會知道，“中國互濟會”是營救了不少遭受政府迫害的受難者的左翼慈善機構，有些已經被關進了聳人聽聞的上海淞滬警備司令部的###，也能極意外地被這個慈善機構保釋出來；流落各地街頭的中共領導者的子女，如毛澤東的三個兒子，和蔡和森、李立三、彭湃、惲代英等的後代，都曾被一個個找到並送進了“互濟會”開辦的“大同幼稚園”裡。楊杏佛、魯迅、郁達夫等社會賢達是這個組織的發起人，宋慶齡、蔡元培這樣頗有地位的大人物也曾應其委託出面保人。但人們不知道的是，這個名為民間慈善組織的機構，卻有著極深的國際背景，即：蘇聯政府才是其第一大“股東”。從現在公開的資料看，僅1925年6月至8月，蘇聯人就從自己的國庫中，以“全俄工會中央理事會”和“國際革命戰士救濟會”名義，寄往中國上海二十萬盧布！毛澤東的兒子毛岸英、毛岸青等人也是從這裡被秘密接往天堂一樣的蘇聯去的。不過，這是黨的最高機密，只有中共最核心的人士才能掌握，普通黨員不會知曉，黨外的魯迅等社會名流更無從瞭解——難怪敏感的老先生聽人說他拿了盧布便大發雷霆。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楊度毀家紓難的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