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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州際作文比賽第一名的機會。
回到橡樹嶺，我對這個讓我與“第一”失之交臂的神秘人物產生了濃厚的興趣，趕緊去學校的圖書館尋找答案。我得知，納德是一個著名的消費者權益保護倡導者，促成了一系列法案的產生。他一生都在與人們的漠視作鬥爭，他的行為與抗議漠視有著緊密的聯絡。
這件事情給了我很深刻的啟示，儘管納德在美國算不上是家喻戶曉的人物，但是，他確實和我的作文有著緊密的聯絡。我終於理解了，對於一種語言文化的掌握，遠遠不只是會說當地的語言，瞭解當地的風俗，更要對這種文化的歷史和這個國家的制度有深刻的瞭解。另外，在寫作方面，不僅僅要靠犀利的觀點、華麗的語言，還需要充足的論據，而這都需要傾注大量的心血和多年的積累。
有了這次印象深刻的答辯，在學習語言的時候，我也更加關注新聞事件背後的意義，我知道，只有
多讀書，多查閱資料，多瞭解歷史，才能真正深入一種文化的核心。我徜徉在語言的汪洋大海里，樂此不疲。
在努力攻克英文的同時，我也沒有忘記對中文的持續學習。媽媽每年來陪我住6 個月，這期間，我們自然是用漢語交流，另外6 個月，她要求我每星期給她寫一封家信，而且必須用中文寫，這樣我就不會忘記中文。而媽媽每次在給我回信的同時，都會把我的信寄回來，她會認真地修改，標出錯別字和用詞不當的地方，就跟批改作文一樣。我幾乎每天都在用中文寫作，這樣的習慣，讓我沒有像很多小留學生一樣，習慣了新的語言，卻漸漸丟掉了
自己的母語。
我沒有忘記中文，還要歸功於大哥大嫂家成套的金庸小說和瓊瑤小說，那個時候，中文小說是我放鬆神經的一種方式，在哥哥嫂嫂家裡住了6 年，我居然把金庸和瓊瑤的每一本書都讀了，金庸的小說還讀了整整5 遍。
當時回臺灣度暑假，我從來都不好意思主動說我讀過全套的瓊瑤小說，倒是經常跟外甥們比賽誰讀金庸小說讀得多，人物記得牢。他們後來都不和我比了，因為比不過我，就算某個人不自量力非要同我較量，也總是被人拉住好心地勸阻：“別，他真的誰都知道！”東西方教育的差異
聖瑪麗學校將近兩年的生活可謂波瀾不驚，但也有一些小插曲。
由於橡樹嶺有著名的原子彈實驗室，也有大片大片的農田，因此，聖瑪麗學校既有科學家的孩子，也有樸實無華的農民的孩子。
20 世紀70 年代的美國，很多人對中國談不上什麼瞭解。在橡樹嶺這樣的小鎮上，人們對中國的瞭解更是片面，他們甚至常會把 Taiwan（臺灣）和Thailand（泰國）弄錯。因此，長著一幅中國人面孔的我，在美國人眼裡，還是非常稀奇的。偶爾有知
道中國的人，也在美國一片“反華”的氛圍中，對中國充滿了敵意和誤解。
有一天，我和同學們正在上體育課，忽然有一名原子彈專家的孩子跳出來，指著我的鼻子說，“你是中國人，中國人都不好，中國人很落後的，是東亞病夫！”我的臉漲得通紅，周圍也聚集了很多同學，這時，一個農民的孩子站了出來，擋在了我的面前，
“你怎麼能這樣說開復，你憑什麼這樣說？”兩個人居然在大家面前扭打了起來。
當時，李小龍的電影紅遍世界，中國功夫在美國也十分有名，情急之下，我對那個罵人的男孩大叫，“你別打了，我會中國功夫！你要是再打，我拿中國的武功對付你！”這時老師也匆匆趕來，而那個男孩，從地上爬起來，跑掉了。
我站在原地，久久沒有離去。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一些美國人是如何看待中國的。我下定決心，無論哪一個方面，我都要做到最好，永遠也不要別人再看不起中國。
在學校裡，我感受到的是完全美國化的教育，
這裡的教育寬鬆、自由，充滿了鼓勵和讚揚，和臺灣式教育的死板、壓抑相比，這裡顯然讓我覺得學習更為輕鬆、快樂。
在臺灣，我們要在課堂上將雙手背後坐得筆直，要在操場裡聽沒有意義的校領導訓話，每天早上醒來，我們想到的是沉重的課程、繁多的作業以及嚴格的考試。另外我們每天幾乎都要背書，它在讓人感到一種神聖與威嚴的同時，也讓人感到巨大的壓抑與束縛。
到了美國，老師不再要求我們背書了，而是儘量要求我們去理解。對於每個人不同的特點，老師都有針對性地鼓勵。
當時這種方式對於年幼的我，只是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