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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曾不無豔羨地猜測，任正非施展影響力的策略的確高深。
有人把任正非如此做派歸結為華為所面向的是行業和企業客戶，不需要像終端產品廠商那樣“犧牲”高層而在大眾中做形象。任正非在公司內部也經常講：“我們不是一家上市公司，沒有向公眾披露內部資訊的義務，只要對政府負責，對企業經營負責就行了。”即便外界因華為的謹小慎微有各種或正面或負面的猜測，華為也從不給外人滿足好奇心的機會。
而華為內部還有一種說法：任老闆秉性耿直，說話太沖，並不是一個善於雙向溝通的人，這是華為相關人士及任正非本人都儘量避免讓他出面的一個原因。天津有位副市長訪問華為時曾向任正非討教：“為了幫助企業發展，你認為政府應該做些什麼？”任正非的回答讓在座的人大吃一驚：“政府對企業最大的幫助就是什麼也不要做，只要將城市的路修好，公園和道路旁邊的花草種好，這就是對企業最大的幫助！” 任正非也因此得罪過重要客戶。一次去拜訪當時的廣電總局領導，不等領導開口，任正非就連珠炮般講起了華為產品的優勢。領導不耐煩了，只好打斷他：“你們華為的產品全是第一，沒有第二！”會談氣氛因此陷入尷尬。任正非很清楚自己難以改變，他經常在公司內部說，等華為上市後，他就不能再做CEO了，否則他的出言無忌會讓華為股票像坐過山車一樣忽上忽下，誰能受得了！
另外，任正非在《我的父親母親》一文中總結說：“由於家庭背景原因，‘文革’中，無論我如何努力，一切立功、受獎的機會均與我無緣。在我領導的集體中，戰士們立三等功、二等功、集體二等功，幾乎每年都大批湧出，唯我這個領導者從未受過嘉獎。我已習慣了我不應得獎的平靜生活，這也培養了我今天不爭榮譽的心理素質。”
這些雖然都是任正非堅持躲避聚光燈的原因，但卻不是其最根本的目的。對於任正非總以背影示人的行為，我們必須看到任正非思維中更深層次的內容。
2004年，在汶萊的電信展上，一位記者偶然見到任正非，問他華為未來的發展重點。任正非回答：“我們也說不清重點是什麼。未來怎麼發展，我們都是糊里糊塗的。”記者追問華為未來發展的重點是國內還是海外，他說：“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們將來向哪個方向發展。”
這種打到哪裡算哪裡的賭徒心態讓記者感到疑惑，有些管理學者甚至由此推斷華為在戰略上可能真的出了問題，前程堪憂。任正非接著又說出了讓記者更驚異的話：“我們現在生意很難做，如果我們開餐館就好了，毛利會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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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任正非（13）
任正非的“低調”讓人暈頭轉向。他顯然不會幼稚到不知道究竟是微軟、英特爾的毛利率高，還是麥當勞、肯德基的毛利率高，他也不會真的不清楚華為未來的發展重點。實際上，任正非面對記者如此烏龍，更多地是說給政府聽，希望國家在制定電信政策導向和裝置採購時有所考慮。同時，他不希望在沒有做成一件事情的時候就讓大家對華為指指點點然後引發不必要的風險。
企業與政治往往一線之隔，政治家的底線是安全，畢生追求及最高目標其實更是安全。任正非不是政治家，但是作為有著深刻政治定位的企業家，他也一直把企業的安全作為基本原則，堅信只有安全才可以保證企業持續的發展。畢竟，只有活下來的人才能創造歷史。
他有一條堅信不移的法則，即“木秀於林風必摧之”。企業成為“出頭鳥”是企業家的夢想，但企業家切不可太過招搖和張狂。當華為還比較弱小的時候，任正非出頭露面，既不扎眼，又可為企業帶來商業利益。但隨著華為成為中國企業界的翹楚，並開始與國際列強抗衡，華為的事情就微妙了，各種聲音、各種目的就多了，哪一天轟然倒塌的擔心並非杞人憂天。
保護自己的最好方式就是不暴露，儘管這樣做會有很多損失，卻能規避更多不可預知的風險。比如華為內部股權是外界爭議較大的一個問題，但華為卻認為，如果當初按照國際通行的規則建立股權制度，要麼根本無法實施，要麼大家只能拿到少量可分配股權。在不規範的現行制度下，利用變通的方法建立自己的股權制度，再根據外部環境的變化不斷改進，並小心翼翼從不對外解釋澄清，不授人以柄，華為才一路發展下來、逐步規範起來。種種成長髮展過程中的曲折，都不足為外人道。
優秀的企業如果能總結出成長過程中的經驗與教訓，不僅對其他企業有所借鑑，對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