遺傳學的先驅摩爾根評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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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偶然。英國生物學界的泰斗托馬斯·赫胥黎曾應邀前未在成立大會上講話。赫胥黎是著名的達爾文進化論的支持者，他自稱是“達爾文的猛犬”。當時，在許多人看來，這個來霍普金斯講教育問題的溫文爾雅的（而且也不是不信教的）科學家，就普通的生物學而論，凡是唯物主義的東西，凡是非宗教的東西，凡是有威脅的東西，他統統都贊成。再說大學的理事會，雖然委員們全是虔誠的教徒，但他們一致決定，每次上課前做祈禱是不恰當的，於是取消了這一儀式。有一個神父這樣寫道：“請赫胥黎來是大錯特錯，邀請上帝出席成立大會會好得多。如果把他們一起請來，那是荒謬絕倫的。”待到摩爾根來到巴爾的摩的時候，建校之初進化論與神創論的激烈鬥爭早已被人遺忘。帶有濃厚達爾文主義傾向的教師們有時還就這一題目給巴爾的摩的市民作報告，在該城上流社會的圈子裡，人們喜歡把霍普金斯大學的師生邀去裝點門面。所以在這種情況下，還保持著自由交換意見的氣氛。

霍普金斯是當時為數不多的幾所側重於培養研究生而不注重本科生教學的學校之一。霍普金斯大學的獎學金，就其所設的數量和每人的金額來看，都遠遠超過其它院校，於是吸引了全國的優秀學生。他們多數是像摩爾根那樣已經畢業的大學生，不需再學多少課程。

對摩爾根來說，更重要的是霍普金斯十分重視生物學。除哈佛大學以外，美國的院校對這一門學科都只觸及一點皮毛。實際上，多數理科課程在當時的院校裡常常不受重視，特受青睞的是文史哲。要不然，就是像在肯塔基州立學院那樣，理科被束縛在農業和地質調查之類的實際應用方面。事實上，霍普金斯大學最初之所以加強生物學教學，特別是包括那麼多生理學的內容，部分原因是為1893年成立醫學院和醫院作準備。關於成立醫學院和醫院的事，原來的霍普金斯遺贈的檔案裡有明文規定。不過，吉爾曼招聘來的兩名生物學教師是強硬派，他們著手建立起一個獨樹一幟的生物系，在這個系裡，生物學的教學和研究自成一家，對醫學院學生不可能有什麼用處，任何人也不能直接利用。從1876年建校到1886年摩爾根入學這十年中，校區內已建起一個新的生物學實驗室，在切薩皮克灣建立了海洋生物實驗室，下屬兩個試驗站，一個設在北卡羅來納的比尤堡，另一個設在巴哈馬群島。生物系甚至還自己出版刊物：刊名是《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生物學實驗室研究報告》。

摩爾根來到霍普金斯無異於不知不覺到了一個新的家庭。左這個小小的生物系裡的幾個人物門下學習，意味著他正躋身於生物學界最負盛名的學者的行列。他把大部分時間用於學習當時開設的兩門基礎課——生理學和形態學。教他生理學和普通生物學的是系主任亨利·紐厄爾·馬丁。馬丁博士是蘇格蘭人，劍橋出身，曾在邁克爾·福斯特門下學習生理學，在托馬斯·赫胥黎門下學生物學，並同赫胥黎合寫過一本基礎生物學著作，成為當時普遍採用的教科書。摩爾根學形態學時的主講教師是個身材矮胖、穿著隨便、愛嚼菸草的美國人，名叫威廉·基思·布魯克斯，他在哈佛唸書時是博物學家和動物學家阿加西斯父子的門生。布魯克斯參加過阿加西斯籌建海洋生物實驗室的工作，也曾是聞名遐邇的那不勒斯海洋生物試驗站的成員。摩爾根就讀於霍普金斯大學期間還陸續來了一些教員，相應地帶來了他們的傳統和影響，還有許多學界名流來校講學。摩爾根的許多同學推動過學校的發展，他們也成了終身的朋友和同事，其中著名的有E·G·康克林和R·G·哈里森。摩爾根還在霍普金斯校友中找到了一個特別守護神，這就是埃德蒙·比徹·威爾遜。威爾遜比摩爾根大十歲，當時已是布林莫爾學院的教授。

當然，摩爾根所處的圈子不限於霍普金斯，而是整個生物界。19世紀末，美國訓練有素的生物學家的數目雖然在迅速增長，但為數仍然不多。這個“家庭”最初的兒女們互相瞭解，互相支援，有時他們在一些理論問題或研究方法上有分歧，但有一點卻是完全一致的：他們認識到有必要提高美國生物學界在世界上的地位，有必要扭轉它的方向。

有時，人們把霍普金斯大學生物系頭二十年的成就歸結為造就了一代美國動物學家，使美國生物學研究另闢蹊徑，在世界上出人頭地。傳統的19世紀生物學研究採用的是描述性方法，也就是說，科學家只是觀察生物的形態和結構，觀察它們如何組合在一起，然後按上世紀林奈的辦法，找出它們在物種分類系統中的位置。而新一代生物學家補充了一種新層次的探索，他們想要知道活著的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