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部分 (第2/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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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小,包括最大的孫子,大多數夏天都在伍茲霍爾的大公館裡度過。
湯姆和莉蓮買了一座漂亮的古式大平房,原是由一家西班牙地主修建的,座落在聖帕斯夸爾大街1149號。遠從紐約運來的全套別緻的桃花心木傢俱擺在加利福尼亞這寬敞明亮的房間裡,顯得格外舒適宜人。那架從紐約家裡運來的自動鋼琴,經繞道南部海岸一路顛簸,內部受了致命的創傷,但摩爾根仍然像老朋友一樣把它安排在新居里。紐約那張小檯球桌已換成了一張標準的檯球桌。生物學實驗室就設在街對面。加州理工學院把這幢房所在的那一大片地買下一部分,建成了溫室。於是,摩爾根恢復了在紐約對開始的老習慣,每天下午回家路上定要停下來給莉蓮摘一朵最漂亮的紅玫瑰。上午他們一道去實驗室上班,不過摩爾根現在搞的工作是雙肩挑,既有科研,又搞行政,而往往以行政為主。午飯在家一起吃。起居室頭頂上跨著幾根大樑。這座房屋類似三合院,他們飯後坐在小院裡曬太陽。摩爾根一面看書,一面抽著15美分一支的大雪前。
照莉蓮1933年給她女兒寫的信中的說法,一天下午,摩爾根正坐在院子裡看一本當年最流行的驚險小說《安東尼落難》,悠然自得,好像什麼事也沒有發生。但事實是發生了一件大事。家裡收到了一份電報,說正值阿爾弗雷德·諾貝爾誕辰一百週年之際,“托馬斯·亨特·摩爾根由於對遺傳的染色體理論的貢獻而被授予諾貝爾獎。
諾貝爾獎來得很突然。在這之前,摩爾根因同樣的工作已兩次被提名。第一次是1919年由羅斯·哈里森提名的,第二次是1930年由當時任奧斯陸大學校長的奧托·莫爾博士提出的。莫爾說提名之所以未被透過,是因為遺傳學既不屬於生理學,也不屬於醫學。過去,除開兩次例外,這個領域的獲獎者不是醫生就是醫學院教授。摩爾根當然兩者都不是,雖然1933年蘇黎世大學的確曾授予了他榮譽醫學博士稱號。第三次提名摩爾根的是卡爾·蘭茨泰納。他是免疫學家、內科醫生,而且他本人也是諾貝爾獎金獲得者,在早些時候曾求助於摩爾根(雖然他主要是從布里奇斯和斯特蒂文特那裡得到幫助)對他同萊文在1927年發現的MN血型進行遺傳分析。
摩爾根出現在電影的新聞簡報上,他顯然心滿意足,但也有幾分靦腆,對於這項榮譽,他的態度很是謙遜,他經常說,光榮應歸於整個實驗生物學,而不是歸於個人。聽說獎金本是要授給蠅室集體,但蠅室的主要工作人員是四個,而集體獎不能超過三個人。摩爾根內心也承認他的研究工作是集體智慧的成果,於是把這免稅的4萬美元獎金平均分給他自己的孩子和布里奇斯、斯特蒂文特的孩子(但未分給馬勒的孩子)。他也未加任何解釋,比如,他給斯特蒂文特的信中只說,“現隨信寄上一點錢,是給你孩子們的。”(但聽說布里奇斯並沒有把這筆錢分給孩子,而是用來買了一輛新轎車。)
摩爾根放棄了參加12月10日諾貝爾誕辰那天在斯德哥爾摩舉行的盛大宴會的機會。他的藉口是,“鑑於這裡正在籌組一個新的生理學研究中心,加之不久就要開展遺傳學的生化研究,本人實在無法抽身。”無疑還有一個因素,他不喜歡衣冠楚楚、刻板正經的場合。說不定還有第三個原因:當時重新發現了果蠅和其它一些蠅類幼蟲唾腺中的巨型染色體。自然界為遺傳學提供的這種奇特的染色體比通常的染色體大2000倍。實際上巴爾比尼早在1881年就報道過這種現象,但被人遺忘了。先是海茨和鮑爾於1933年1月宣佈重新發現了唾腺巨型染色體,同年12月佩因特作了同樣的宣佈。正當這個節骨眼上發現巨型染色體,使摩爾根寫一篇接受獎金的答謝辭也煞費躊躇,更不用說當眾宣讀了。摩爾根學派對遺傳的染色體理論的貢獻多半是推論出來的,主要是基於對遺傳現象的研究,很少直接接觸到染色體,甚至連有關互換的細胞學證據都還不是最後的定論。但到了這時,科學家們不再要絞盡腦汁去解釋果蠅身上那些細小的、未分化的中期染色體中發生的細微變化,他們可以直接用肉眼可見的唾腺巨型染色體的切片把它們辨認出來。這些巨型染色體上有著無數橫紋,人們可以藉此證實或推翻連鎖圖和假想的染色體缺失、重複、倒位等現象。摩爾根學派面臨著嚴峻的考驗。新的資料將會推翻摩爾根對染色體的論斷,還是會證實它?摩爾根能否保住他顯赫的地位?
摩爾根告訴諾貝爾獎金委員會,說他樂意於次年夏天去瑞典。1934年4月,摩爾根夫婦啟程去紐約,然後帶上女兒伊莎貝爾取海路去倫敦,經過奧斯陸時拜會了莫爾夫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