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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火的情緒。他因為要批判英國人，以至於連英國人有禮貌、守秩序和什麼喝湯不準出響聲，都看成愚蠢可笑的事。（注：見《哭許地山》。）有這樣一位超脫於西方影響而又在學識上有高深造詣的人領著看倫敦，使老舍一方面瞭解到這個城市的許多“寶物”，也看到它陰暗的一方面。老舍一開始就對倫敦保持了一個清醒的頭腦，而沒有糊糊塗塗地斷定倫敦的月亮比北平的好，這同他做為一個愛國者的思想感情也是一致的。
在老舍留居倫敦的幾年裡，他除了教書、讀書、寫作，曾經細心地觀察了倫敦以及他所接觸到的英國人，這使他對於英國的國情和英國人的民族性格有了較為深入的理解，同時，也加深了他對於祖國命運的焦慮。
倫敦的泰晤士河是美麗而恬靜的；霧季的倫敦，又充滿了一種神秘的色彩。然而，它的更主要的特點卻是喧囂和奢侈：市街之上，擁擠的人流匯成一股湧流不盡的波浪，來往的汽車“一串一串，你頂著我，我擠著你。大汽車中間夾著小汽車，小汽車後面緊盯著摩托腳踏車，好象走歡了的鴕鳥帶著一群小鴕鳥。”（注：老舍：《二馬》第52頁，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兩旁便道上的人，男女老少全象丟了點東西似的，扯著脖子往前跑。往下看，只看見一把兒一把兒的腿，往上看只見一片腦袋一點一點的動；正象‘東海’的波浪把兩岸的沙石衝得一動一動的。”（注：老舍：《二馬》第52頁，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從一入秋到冬天，倫敦的熱鬧事兒可多了。戲園子全上了拿手好戲，鋪子忙完秋季大減價，緊跟著預備聖誕節。有錢的男女到倫敦來聽戲，會客，置辦聖誕禮物。沒錢的男女也有不花錢的事兒做：看倫敦市長就職遊行，看皇帝到國會行開會禮，小口袋裡自要有個先令，當時不是押馬，便是賭足球隊的勝負。晚報上一大半是賽馬和足球隊比賽的結果，人們在早晨九點鐘便買一張，看看自己贏了沒有。看見自己是輸了，才撅著嘴念點罵外國的新聞，出出惡氣。此外溜冰場，馬戲，賽狗會，賽菊會，賽貓會，賽腿會，賽車會，一會跟著一會的大賽而特賽，使人們老有的看，老有的說，老有的玩——英國人不會起革命，有的看，說，玩，誰還有工夫講革命。”（注：《二馬》第168頁。）老舍看得很清楚：它的富足助長了腐化，它的繁華下面是冰冷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英國人的“偏狹的愛國主義”和根深蒂固的民族偏見，傷害了老舍的感情。在倫敦，做為一個普通的中國人，到處受到白眼和凌辱。居留倫敦的普通的中國人，大多是工人和學生。工人多半住在東倫敦，號稱“中國城”。這些中國工人以他們勤勞的雙手為大英帝國創造了財富，然而他們卻遭到任意的誣衊：
就是因為中國是個弱國，所以他們隨便給那群勤苦耐勞，在異域找飯吃的華人加上一切的罪名。中國城要是住著二十個中國人，他們的記載上一定是五千；而且這五千黃臉鬼是個個抽大煙，私運軍火，害死人把屍首往床底下藏，強姦婦女不問老少，和作一切至少該千刀萬剮的事情的。作小說的，寫戲劇的，作電影的，描寫中國人全根據著這種傳說和報告。然後看戲，看電影，念小說的姑娘，老太太，小孩子，和英國皇帝，把這種出乎情理的事牢牢的記在腦子裡，於是中國人就變成世界上最陰險，最汙濁，最討厭，最卑鄙的一種兩條腿兒的動物！（注：《二馬》第12頁。）
國家的衰弱給予國外的遊子帶來的苦難和屈辱是太深重了。那時的老舍同許多旅居國外的知識分子一樣切盼著祖國的新生和富強。
對於大英帝國的侵略政策以及英國人的盲目的自大與民族偏見，老舍有一種近乎本能的反感，但是他對於處於貧困中的英國人，卻又十分同情。特別是那些處在底層苦苦掙扎勉強求得溫飽的知識分子，他看得很清楚，他們的生活境遇比之於中國貧窮的知識分子也好不了多少。他曾經遇到一個年輕的工人，談吐很好，可是時常失業，因為工廠時開時閉。他還認識一位老人，德文、義大利文、西班牙文，都能讀能寫能講，就是找不到事做，只得為一家磁磚廠吆喝買賣，從中拿一點扣頭。還有一位老者，常到老舍居住的一帶來給人家擦玻璃，因為相熟了，成了老舍的朋友。這位老人是博士，他來擦玻璃，趕上老舍在家，便一邊擦著玻璃，一邊討論文學和哲學。孔子的哲學，泰戈爾的詩，他都讀過，更不用說西方的作家了。對此，老舍是感觸很深的，他說：“在他們的身上使我感到工商資本主義的社會的崩潰與罪惡。他們都有知識，有能力，可是被那個社會制度捆住了手，使他們抓不到麵包。成千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