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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他的心象飄蕩在空中。他須控制住全身的任何一個動作，而且不能稍微喘一喘氣。
這一細節描寫，在著眼於寫人物的行動的同時，適當伴之以心理的揭示，比較真實地刻劃了抗日勇士石隊長的形象。最後，石隊長帶傷逃出文城，日本兵在背後追趕他，而他只有一顆手榴彈，在走投無路之際，“他決定不作俘虜”，用手榴彈炸死了幾個敵人，然後點著幾捆麥秸，以火自焚。小說寫道：
在煙與火中，他昏昏忽忽的，光榮的，倒在地上。外面的槍聲停止。由窗戶，由屋門，由草屋頂，伸出紅亮的火舌，舐著發出香味的，翠綠的松枝。煙向上升，東方有一片片紅的曉霞，霞上射出金光。草房上的煙還往上升，象要升入那片丹霞去。
這是一首悲壯的詩。透過石隊長的犧牲，老舍要著力表現中華民族不甘做亡國奴的英雄精神，這個立意是積極的，在當時是有教育意義的。作家寫的是國民黨軍隊的下級軍官和士兵，而且著眼於表現他們的抗日精神，從選材和藝術處理上，無可厚非，而且也有一定的歷史真實性。然而，就抗日戰爭的全域性講，國民黨是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火葬》未能從這一高度處理題材，因而它的歷史真實性就有一定的侷限，它反映生活的深度和思想性也必然受到影響。這是《火葬》的最主要的缺陷。
就人物塑造上講，《火葬》中多數人物都缺乏必要的性格發展和細膩的個性刻劃，筆觸顯得粗疏。唯一在性格上比較有特色的人物形象是王舉人。封建思想長期的薰陶和荼毒，使文城的這位最大人物，性格異常懦弱，眼光異常短淺。他的心目中只有自己的家產，什麼個人的氣節，什麼國家民族的存亡，在關鍵時刻，他均可棄置而不顧。他的投敵作漢奸，“並不希望因給敵人作事，而得到更多的金錢與好處，他只希望能保住他原有的財產”。守財奴的自私性，是他的性格特徵的一個重要方面。因為並不希望擴大實權，所以作了維持會長之後，他希望日本人不來打擾它，“他就可以坐在屋中，溫一溫《東萊博議》，吸幾袋黃煙，以遣餘年，保全住性命，家族，財產，與《東萊博議》，於願足矣。至多，至多，他想，也不過在端陽和中秋請兩桌客，把日本的長官請來喝喝酒，也就算了”。這些想法，既顯示了舉人公的腐儒的迂拘氣，又可見他的喪失氣節的媚態。但是，日本人豈肯使他安生，日本人準備好的一切規章、命令、公文等等，均要他簽署。王舉人求安生而不得，即以敷衍應之。“敷衍，各方面的敷衍，的確是他的哲理；而且是，在他想，最適用於亂世的哲學。”王舉人的效勞於敵，喪失民族氣節，本源於守財奴的自私性，發展之為敷衍哲學，在外表的庸碌無能之後，則鮮明地顯露著奴顏婢膝的性格。他的敷衍，正是助桀為虐，是不可容忍的犯罪行為。小說寫道：“那些公文的內容沒有一件是有利於中國人的，納糧，抽壯丁，統制物資，使用偽幣……他知道他的筆下可以殺死多少多少人，但是他沒法子不批准——他的唯一的任務就是替日本人批准一切殺人放火的事。”王舉人是民族的罪人。這個形象的成功，不在於作家揭示了一個民族敗類的醜行與本質，因為那樣的漢奸形象，我們在以抗日戰爭為題材的文學作品中，已經見得很多了，這個形象的成功在於，作家避免了臉譜化的描寫，而把筆觸深入到了人物的內心世界，力求寫出人物性格的全部複雜性。當王舉人意識到自己的犯罪時，他也有所悔悟，作家準確地刻劃了他的複雜心理：
他好象身子已在井裡，而才還抓住井口的人；撒手，便落在井內，不撒手，手又筋疲力盡。
半夜裡，他睡醒了一覺，不能再睡。這是後悔的最好時候。一切似乎都入了夢，只有他的已經衰弱了的心還在跳動。一會兒，他覺得心中很熱，手心腳心都出了點汗；想掀開點被子，可是沒有去動手。一會兒，他又覺得全身都冷噤噤的，想哼哼兩聲，可是沒敢出聲。拳著乾瘦的小身子，象被世界遺棄了的一堆骨頭似的，他一動不動抱著那顆裝滿了苦痛的心。
他的痛苦是真實的。因為他不僅是文城的維持會會長，而且是受封建思想薰陶了一生的腐儒。他痛苦，但卻無力自省，也並不想真正的自省，最後，只能以自取滅亡的悲劇告終。老舍對這個人物的性格的把握是準確的，開掘也是較為深刻的。《火葬》儘管有許多不足，甚或可以被認為是失敗的作品，然而，它到底是出自大作家的手筆，一旦老舍接觸到他較為熟悉的人物時，那種渾然天成的真實的性格與生活的描繪，就會閃現出藝術的光采。王舉人形象的刻劃也有不足，主要是作家對這一人物流露些許溫情，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