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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非常的高興能與這麼些文人坐在一處吃飯，不，不只是為吃飯而高興，而是為大家能夠這麼親密，這麼協力同心的在一塊工作。他說，必須設法給文協弄些款子，使大家能多寫些文章，使會務有更大的發展。最後（他眼中含著淚）他說他要失陪了，因為老父親今晚十時到漢口！（大家鼓掌）暴敵使我們受了損失，遭了不幸；暴敵也使我的老父親被迫南來。生死離合，全出於暴敵的侵略；生死離合，都增強了我們的團結！告辭了！（掌聲送他下樓。）
這一段難得的文字，不僅可以見出周恩來同志的品德與為人，同時也表達了老舍對周恩來同志的敬佩之情。相比之下，周佛海名下的“早退”二字，愈發顯示了老舍對國民黨反動頭目的冷漠與蔑視。對屈膝投敵的漢奸周作人，老舍也是憎惡的。為譴責周作人參加日寇在北平召開的“更生中國文化座談會”的背叛行為，老舍與茅盾、郁達夫、馮乃超、胡風、丁玲、張天翼等十八人聯名簽署了《給周作人的一封公開信》（注：見《抗戰文藝》第一卷第4期，1938年5月14日出版。），信中說：“先生此舉，實系背叛民族，屈膝事仇之恨事，凡我文藝界同人無一人不為先生惜，亦無一人不以此為恥。”
在老舍的主持下，“文協”成立以後，在推動抗日文藝活動的開展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它提出了“文章下鄉”、“文章入伍”的口號，引導和鼓勵作家到戰地去，深入現實的鬥爭生活，對於促進文藝為抗戰服務，發揮了積極的作用。“文協”的會刊《抗戰文藝》，從一九三八年五月四日在武漢創刊，到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在重慶終刊，共計出版了七十餘期，整整延續了八年，是唯一的一份貫穿整個抗日時期的文藝刊物。《抗戰文藝》有一個三十多人的龐大的編委會，但實際具體處理編務的只有三、四個人，樓適夷、蔣錫金、孔羅蓀、葉以群、姚蓬子等，曾經較長時間參加編輯工作，老舍則是實際的主持人。《抗戰文藝》上所載的“文協”總務部報告都出自老舍的手筆。
一九三八年初夏，武漢形勢開始吃緊。武昌遭敵機的轟炸，已經不成樣子，千戶街的福音堂兩次中彈，炸彈就落在離老舍住處不遠的地方。為安全起見，馮玉祥先生把老舍送到漢口，漢口也照樣住不下去，但是為“文協”工作的正常開展，老舍決定在漢口堅持到最後，後來經邵力子先生的再三勸促，老舍才同“文協”總部的幾個人一起，於一九三八年七月三十日乘船離開漢口，穿過浩浩長江，逆流西去。中途，老舍因病在宜昌滯留一週，於八月十四日到達重慶。
艱難的豐收歲月
老舍在重慶生活了近八年的時間。在這裡，他經歷了抗日戰爭時期最困難的階段，也迎來了反侵略戰爭的勝利。對老舍來說，重慶八年，是艱難而又豐收的不平常歲月。
老舍初到重慶，住在青年會的一間很小的機器房內，屋子又黑，響聲又大，實難忍受。後來，住房有所改善，但工作條件仍十分艱苦。一九三九年五月初，日本飛機對重慶進行狂轟濫炸，青年會附近變成了火場，老舍隨“文協”會所暫時移住重慶郊外的南溫泉。以後，應馮玉祥先生之邀，老舍又先後到陳家橋、歌樂山住過一個時期，一九四三年定居北碚（注：老舍在《八方風雨》中將定居北碚的時間誤記為1942年，實應為1943年。參看李萱華：《老舍究竟何年定居北碚？》，《重慶師院學報》1982年第3期。）。其間，一九三九年夏天老舍曾隨北路慰問團去西北慰問，同年年底返渝；一九四一年秋天，應西南聯大的邀請，與羅常培先生同行，到雲南講學約兩個多月的時間。除此之外，在整個抗日戰爭時期，老舍未曾出川。
“文協”總部遷到重慶以後，每二年改選一次理事。在理事會的歷次改選中，老舍均被選為常務理事兼總務部主任。八年期間，“文協”以老舍為軸心，紮實地進行了大量的工作。從組織作家戰地訪問團、籌建各地的文協分會、為保障作家的稿費版稅進行鬥爭，以至捐獻勞軍、主辦“通俗文藝講習會”等等，每一項工作都滲透著老舍的心血。由於“文協”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重慶及全國文藝界的統一與團結大為增強，文藝在為抗戰服務方面所發揮的作用也愈來愈大。
“文協”對於抗戰的貢獻，又是在不斷克服阻力中取得的。阻力來自國民黨反動派。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一日，曾被魯迅斥為“資本家的‘乏’走狗”的梁實秋，在他主編的國民黨《中央日報》副刊《平明》上發表《編者的話》，以冷潮熱諷的態度對“文協”進行攻擊：“我老實承認，我的交遊不廣，所謂‘文壇’我就根本不知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