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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抒情熔於一爐，手法比較靈活，這就使這部作品有了濃郁的抒情色彩，也增強了它的強烈的時代精神。
《無名高地有了名》也有明顯的缺點。由於作家對部隊生活體驗不深，所以人物刻劃顯得不夠豐厚，該深入挖掘的地方，作者的筆力明顯軟弱，拘謹。這完全是生活不足所致。老舍在小說的後記中說：“體驗生活應該是長期間的事，大致參觀一下是不中用的。沒有真實的生活寫不出文藝作品來。”作者自己的結論是誠懇的。儘管如此，《無名高地有了名》畢竟實現了作家寫英雄的願望，表現了作家的真誠的愛國主義精神和可貴的政治熱情。五個月的朝鮮戰場生活是珍貴的，一部分量並不重但卻體現了作家的真情實感的書，也是珍貴的。一九五五年下半年，老舍在《謝謝青年朋友們的關切》（注：見《老舍寫作生涯》。）一文中說：“今年下半年，假若條件許可，我希望能到部隊去，寫一兩篇描寫部隊生活的短篇小說。假若這計劃能實現，我就又有機會和青年戰士們在一起了，那夠多麼幸福啊！”由此可見，老舍對和中國人民志願軍戰士五個月的共同生活，是十分懷念與珍視的，他和戰士們的感情也是極為深厚的。
“只要是人民需要的，我就肯寫”
建國以後，老舍的政治熱情一直十分高漲，他熱烈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擁護社會主義制度，擁護人民政府，積極參加各種社會活動，熱心為人民服務，因而獲得了廣大人民群眾的信任與愛戴。回國之後不久，他就被選為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員，後來又被選為第一、二、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並歷任政務院文教委員會委員、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全國文聯副主席、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副主席、北京市文聯主席等職務。對於這些任職，老舍把它看作為人民服務的機會，盡心盡力，熱誠工作。在擔任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員期間，他經常深入基層，體察一般居民的情緒，瞭解他們的願望與要求，並在市人民政府所召開的工作會議上，加以反映。譬如關於如何解決居民住房問題、救濟貧民問題，老舍就曾在市人民政府召開的工作會議上提出過相當具體的建議，這些建議大都被認真地採納了。繁重的社會活動佔去了老舍相當多的時間，一般情況下，他每天上午寫作，下午辦公、開會或從事其它社會活動，平均每天工作十小時以上。他的腿有病，經常拄著手杖參加會議或進行社會調查。有時腿疾加重，疼痛難忍，也不住醫院。當有些青年人寫信問他忙不忙時，他回答說：
我很忙！在咱們的新國家裡，人人都應當忙，都應當越忙越起勁兒，越高興。在咱們之中，“懶漢”是最可恥的稱號！
我應當忙！只有大家忙，我也忙，我才有臉見人！假若有點小病我即臥床不起，或抓個機會就請三天假，被稱為“懶漢”，可真不得了！我寧願忙死，也不甘作“懶漢”！（注：《謝謝青年朋友們的關切》。）
這些話是一九五五年說的。從一九五○年到一九五五年，五年多的時間，他不光做了大量的社會工作，還寫了《方珍珠》、《龍鬚溝》、《春華秋實》、《青年突擊隊》四個話劇，寫了《柳樹井》等一大批通俗文藝作品，寫了中篇小說《無名高地有了名》，寫了大量的雜文、散文、評論等，他的創作量是驚人的。周揚曾經稱老舍是“文藝隊伍裡的一個勞動模範”（注：《建設社會主義文學的任務》，見《文藝報》1956年第5、6期。）。這個評價，是既中肯又確切的。一九五六年以後，老舍的社會活動有增無減，腿病也加重了，同時他的寫作量卻增加了。老舍說：“我要不斷地勞動，象勞動人民那樣熱愛勞動，從勞動中盡到責任，得到生趣。”（注：《五十而知使命》，《小花朵集》。）我們只消把他從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二年間所寫的作品加以統計，就可以看出，文藝隊伍裡的這位勞動模範，為了給人民提供更多的精神食糧，付出了多少心血啊。這個期間他創作的大型作品有：話劇《西望長安》（一九五六年）、《茶館》（一九五七年）、《紅大院》（一九五八年）、《女店員》（一九五九年）、《全家福》（一九五九年）、《神拳》（一九六○年）、《寶船》（一九六一年）、《荷珠配》（一九六一年）；京劇《十五貫》（一九五六年）、《青霞丹雪》（一九五九年）；兒童歌劇《青蛙騎手》（一九六○年）；長篇小說《正紅旗下》（一九六二年）。這樣巨大的創作量，在我國同期的當代作家中，的確是首屈一指的。
在這些作品中，最引人注目的仍然是話劇創作。就藝術成就講，《茶館》當居首位。在這個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