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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出路。劇中的鄭書記對衛大嫂說：“你有四個娃娃，你會叫家庭婦女看明白一條新道路，這不只是你個人的事，而是一件有關婦女解放的事！”這就是說，只有象衛大嫂那樣出去參加工作，才算家庭婦女的“新道路”。顯然，作家透過衛大嫂的形象刻劃所表達的這一思想，是對“婦女解放”的一種片面認識。思想的片面性導致了形象刻劃的圖解傾向，所以，衛大嫂的形象並不成功。齊母和餘母都是老一代的婦女，有較多的舊意識。齊母追逐名利，餘母重男輕女。作家對她們的描繪，雖然用墨不多，但是較比生動。這說明，老舍對老一輩婦女比較熟悉與瞭解，描寫她們，較為順手。作為一個喜劇，《女店員》的語言，是生動、活潑的，顯示了老舍的幽默風格。這個戲的缺點也很明顯，首先，在某些地方仍有“大躍進”時期“左”傾思想的影響；其次，在肯定婦女商店的同時，劇本又提出將所有男店員都抽調去支援工業生產，這一提法也有片面性；另外，這個劇本場次太多，有些人物可有可無，結構較為鬆散，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作品的藝術感染力。
寫於《女店員》之後的《全家福》，取材於人民警察熱誠地幫助人民群眾尋親覓友的事蹟。劇本所寫的運輸工人王仁利一家在新舊社會的不同遭遇，是頗能催人淚下的。王仁利在日本人佔領北京的時候，打了一個日本兵，之後就逃到張家口謀生。他託一個鐵路警察從張家口往北京家中捎錢，警察騙了他的錢，並告訴王家說，王仁利死在張家口了。王仁利的母親本來就和兒媳不和，便趁機不講情理地將王仁利的妻子王桂珍（後改名李珍桂）轟出家門。王桂珍走投無路，去投奔王仁利的弟弟王仁德，王仁德無力養活她，將她賣給一個姓李的人作妻，李不久病逝，王桂珍將李的獨生子李天祥撫養成人。王仁利與王桂珍有兩個孩子，一女一男。在王桂珍去投奔王仁德時，將十歲的女兒招弟兒（後改名王秀竹）託給一個朋友照應幾天，不想，這個朋友不是好人，趁機將招弟兒拐賣，招弟兒在十三歲時，被人糟蹋，陷入火坑。他們的兒子小馬兒（後改名王新英）原為祖母收留，祖母在解放前去世，小馬成了孤兒，在孤兒院過著非人的生活，直到解放後被送進教養院，由人民政府撫養成人。北京解放後，王仁利回到家裡，得知妻子改嫁，兒女失散，悔恨不已。王桂珍雖然在解放後得知王仁利未死，但總覺自己是“改嫁了的活人妻”，無臉相認，也不敢相認，內心充滿了深深的隱痛。一九五八年，人民警察經過認真的調查分析，首先使王秀竹、王新英姐弟二人相認，而後又使王仁利夫妻相見，全家團圓，被拆散了十五年的親骨肉，終於過上了全家福的美滿生活。據老舍自己說，劇本的基本情節是從許多資料中經過選擇、集中，重新組織而成的。作家筆含激情，透過這個悲喜交集、曲折感人的故事，表現了這樣的主題：“舊社會叫人民妻離子散，朝不保夕，新社會使人民不再含悲忍淚。”（注：《十年筆墨》，《老舍生活與創作自述》。）為了突出這個主題，老舍在戲劇結構上苦心經營，巧作剪裁。他並不從王仁利一家在舊社會的失散寫起，從頭敘述故事，而是將故事攔腰截斷，直接從解放以後人民警察主動為王秀竹姐弟尋親起筆，而後引出王仁利一家悲歡離合的曲折經歷。過去的情節，作家一律作暗線處理，透過人物的回顧進行交代。在這樣的結構安排下，作者就可以騰出筆墨，比較細緻地描寫人民警察熱心為人民服務的精神，描寫井奶奶、李天祥、丁宏、沈維義等人對“尋親”一事的關懷，從而有力地顯示出社會主義時代人與人之間的嶄新關係。老舍說：“人與人的關係的確起了令人讚歎不已的變化！這個劇本就是要寫一寫這種變化。”（注：《十年筆墨》，《老舍生活與創作自述》。）《全家福》這樣處理題材，突破了當時較比流行的一般化地進行今昔對比的套子，而有了新意。作家在寫“這種變化”時，又注意表現題材本身所包含的人情味，注意在情節安排上設定懸念，這就使這部作品對讀者《十年筆墨》，《老舍生活與創作自述》。的感染力和吸引力，超過了《女店員》。由於偏重於敘述，偏重於在情節安排上用力，所以《全家福》的人物性格刻劃，顯得薄弱，這一點與《女店員》比起來，就遜色了，與《龍鬚溝》、《茶館》比起來，相差就更大一些。
一九六○年，為紀念義和團起義六十週年，老舍寫了四幕話劇《神拳》（最初發表時叫《義和團》）。在中國近代史上，義和團運動是一次具有廣泛群眾基礎的反帝愛國運動，它的基本群眾是農民與小手工業者，它的鬥爭矛頭主要指向帝國主義和洋教堂，有時也兼及當地的官府。十八世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