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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作品都始終是在小資產階級裡繞圈圈”，對工農兵“缺乏接近，缺乏瞭解，缺乏研究，缺乏知心朋友，不善於描寫他們”，這又使他“真發了愁”。這種“愁”，是一種嚴肅的自我解剖，是尋求上進的自我策勵。他決定了自己的態度：不自暴自棄，而要在馬克思主義裡，在毛澤東同志的指示裡，“找到自己的新文藝生命”。所謂“新文藝生命”，就是為新社會歌唱，為人民歌唱。如何將這種態度付諸實踐呢？老舍認為，當時，他“既沒有革命鍛鍊，又沒有足夠的思想改造學習和新社會生活的體驗”，所以，不能冒冒失失地寫大部頭的作品，他決定先寫通俗文藝。因為“通俗文藝，象快板與相聲，篇幅都可以不求很長，較比容易掌握”，他認為，用這種形式歌頌新社會，“認識多少，就歌頌多少”，十分靈活。
本著這種嚴肅的創作態度，老舍在回國後一個多月的時間內，至少寫了這樣三篇通俗演唱作品：《過新年》（太平歌詞）、《生產就業》（鼓詞）、《別迷信》（鼓詞）（注：均見老舍：《過新年》。）。《過新年》控訴了國民黨反動派的罪行，歌頌了黨領導人民解放全中國的偉大勝利，感情飽滿，辭句流暢。《生產就業》寫的是北京一位三輪車伕，響應黨和政府的號召，攜全家到農村墾荒務農的故事。透過這個故事，老舍一方面讚頌了人民政府關懷群眾生活的好作風，一方面也為城市閒散勞力解決就業問題指明瞭出路。《別迷信》透過農民王老二為巫婆所騙，致使妻亡家破的故事，說明了破除迷信的重要性。老舍所寫的這些通俗演唱作品，大都有明確的宣傳目的，所反映的問題，都與人民群眾的實際生活有密切的關係，而且配合了黨和政府在一個時期內的某項具體工作，對人民群眾，有直接的教育作用。為寫這些通俗作品，老舍往往要去調查許多材料，還要弄明白政治思想上的要求，這樣，一來二去，他對新生活的瞭解，對新社會發展變化的瞭解，就逐漸加深了。隨著思想認識的深入和生活積累的增多，他在繼續寫作通俗文藝的同時，開始構思和寫作劇本了。
他回國後寫的第一個劇本是五幕話劇《方珍珠》。這個劇本從北京曲藝藝人生活的角度，來寫新舊社會的對比，透過對比，歌頌黨領導下的人民的翻身解放，歌頌如旭日初昇一樣的新中國，顯示了老舍作為新生活的歌者的高漲熱情。劇本的前三幕，寫藝人解放前受壓迫的苦難生活，它以主人公方珍珠的生活命運為中心展開戲劇衝突，佈局合理，場面、事件、人物的穿插，均有自然而勻稱的配置與嚴密的縫合，有較高的藝術水平。後兩幕寫藝人解放後翻身作主人的喜悅。這兩幕戲，在劇情的發展上離開了方珍珠這一中心人物，缺乏集中、統一的結構線索，顯得鬆散，影響了整個劇本的藝術完整性。《方珍珠》的前三幕在題材、情節上，與《鼓書藝人》有相近之處，劇中的主要人物，多數可在《鼓書藝人》中找到他們的影子。破風箏與方寶慶，方珍珠與方秀蓮，以及連姓名都沒有變化的方太太、方大鳳等，雖是兩部作品中的人物，但性格都很相近，甚至完全一致。胡潔青同志稱這兩部作品是“姊妹篇”（注：胡潔青：《寫在中文譯本〈鼓書藝人〉之前》。），是很確當的。
《方珍珠》寫於一九五○年夏天。在創作這個劇本的時候，無論是構思準備階段，還是動筆寫作階段，老舍都曾廣泛地聽取文藝界一些同志與友人的意見。凡是正確的有益的建議，他都積極地採納、吸收。例如對方太太，初稿未寫她的轉變，友人建議給這個人物一點希望，不要使她頑固到底，老舍覺得這個建議能夠增強這一人物形象的教育意義，於是就在第五幕中寫了方太太的轉變。再如，有的同志提出，劇中的國民黨特務分子向三元應在舞臺上受到懲罰，以快人心，老舍也照改了。當然，對於那些不合理的意見，他也是有主見的，不隨風倒。所有這些，都顯示了老舍的謙虛、認真的創作態度。
《方珍珠》完成之後，老舍緊接著就開始寫作三幕六場話劇《龍鬚溝》。《龍鬚溝》同《方珍珠》在主題上有相似之處，即都是以北京為背景，寫新舊社會的對比。老舍對舊北京十分熟悉，回國之後，目睹北京在各方面日新月異的變化，他按捺不住內心的激動與狂喜。他說：“我是北京人，知道一些北京的事情。我熱愛北京，看見北京人與北京城在解放後的進步與發展，我不能不狂喜，不能不歌頌。”（注：《毛主席給了我新的文藝生命》。）因而，這兩個劇作，就形成了一致的特色：採用新舊對比的方法，歌頌北京的變化，表達對黨和人民政府的感激之情。如果說，《方珍珠》在處理這一主題時，存在明顯的前熟後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