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慶齡--二十世紀的偉大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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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其他歷史背景而言，應該記住的是蘇聯當時還不富裕，還很窮困。格里哥里·維金斯基不久前曾告訴孫中山——他當時聽了顯然很苦惱——俄國雖然取得了革命的勝利，但還沒有恢復到戰前（即1914年前）的經濟水平。但另一方面，俄國的窮人不但戰勝了本國那些有錢有勢的人，而且戰勝了最富有的外國“列強”的干涉。俄國和中國人民相互同情，不僅因為他們都窮，還因為俄國革命勝利所帶來的希望，以及勝利了的俄國人民對於幫助其他國家被壓迫窮人的鮮明願望——儘管他們自己還衣衫襤褸、窮苦不堪。這就使蘇聯與其他絕大多數外國形成鮮明對比從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中國深得人心。不管在這個世界上以後發生了什麼事情，這一有力的歷史事實都是不容掩蓋的。

孫中山和越飛的談話以及在此之前五個月中他們之間的通訊，都是用英文進行的，並且無疑都是由作為孫的英文機要秘書的宋慶齡經辦的。

在越飛之前，慶齡已遇到過達林和維金斯基這樣一些較早時期的蘇聯信使，他們的年紀和青春激情都同她相仿。現在她又看到了越飛那種成熟的智慧和經驗——這是她一貫尊敬的兩種品質。同時，在同越飛用交談和通訊進行的談判中，她瞭解到共同的立場，也知道了種種複雜的情況。

（一）《孫文—越飛宣言》

孫文—越飛會談後發表的聯合宣言產生了歷史性的後果。這份用辭謹慎沉穩的檔案，開始了以後幾年中越來越密切的合作（包括蘇方在政治組織和軍事工作中的援助）——不僅是兩個政黨之間的合作，還有孫在廣州的政府同蘇聯政府之間的合作。

宣言的第一點是關於中國革命的現階段任務的。“孫逸仙博士以為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事實均不能引用於中國。因中國並無使此項共產制度或蘇維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況也。此項見解，越飛君完全同感。且以為中國最要最急之問題，乃在民國的統一之成功，與完全的國家獨立之獲得。關於此項大事業，越飛君並確告孫博士，中國當得俄國國民最摯熱之同情，且可以俄國援助為依賴也。”

第二點是應孫中山要求，越飛重申蘇俄於1920年9月27日致北京政府照會中列舉的原則，並“向孫博士重行宣言，即俄國政府準備且願意根據俄國拋棄帝俄時代中俄條約（連同中東鐵路等合同在內）之基礎，另行開始中俄交涉。”

第三點，建議將來舉行中俄會議解決全部中東鐵路問題，孫博士以為可作出一些臨時性的安排。

第四點，即最後一點，是關於外蒙古的。越飛向孫保證，“俄國現政府決無、亦從無意思與目的，在外蒙古實施帝國主義之政策，或使其與中國分立，孫博士因此以為俄國軍隊不必立時由外蒙撤退，緣為中國實際利益與必要計，中國北京現政府無力防止因俄兵撤退後白俄反對赤俄陰謀與抵抗行為之發生，以及釀成較現在尤為嚴重之局面。”（日本支援的白衛軍確曾控制外蒙並對西伯利亞發動襲擊，後來紅軍開進才將之擊敗。）①

①《列寧選集》英文版第44卷中列有列寧致越飛的7封函電，索引中越飛的名字出現17次，45卷索引中出現9次。

在會談結束時，越飛說他將去日本作短期勾留，表面上是到一處溫泉去療養。實際上，雙方都覺得要進一步談判國民黨同蘇聯合作的細節，在外國的一處溫泉，比在軍閥和帝國主義特務充斥的上海，更方便些。所以孫中山也派他的親密助手廖仲愷以“療養”為名，到日本熱海去同越飛繼續會談，以便把許多具體事項確定下來。

越飛同時也在尋求日本對蘇聯的承認。在孫中山方面，他也對他的一些日本老關係做工作，要他們贊成對蘇聯的承認。他過去曾經希望把日本（及其泛亞細亞情緒）從帝國主義擴張的道路上拉轉來，走上幫助亞洲從帝國主義壓迫下解放出來的道路。他現在為使日本承認蘇聯而作的努力，同他這個原有的希望是一致的。但他也明確要求得到保證，任何蘇日之間的協定都不會不利於中國。

總的說來，同越飛的會談反映了蘇聯和中國革命的共同利益——這是主要的，也反映了他們之間的一些不同看法——這是次要的。有一點是肯定的，即他們之間並沒有發生像某些西方人或蔣介石的國民黨後來所說的那樣的情況：越飛要把共產主義或共產黨的理論強加給孫中山，而孫中山則予以抵制，《孫文一越飛宣言》第一段就是為了打破這種僵局。

關於另外一種正好相反的說法，同樣沒有任何證據。這種說法當時曾由右派的宣傳家們大肆鼓吹，他們把孫中山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