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諸子百家爭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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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也是維護民權的。墨子的思想，有一個總綱，就是“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這十個字，在《墨子》一書中多處可見，貫徹始終。墨子說的天下，當然是天下人的天下。他要追求的利，也是天下人的根本利益。而且，他的同情心是向弱勢群體傾斜的。在他看來，社會的問題並非孔子痛心疾首的“禮壞樂崩，犯上作亂”，而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以強凌弱，巧取豪奪”。為了爭取人民群眾的利益，墨子著書立說，奔走呼號，磨穿了鞋底，磨破了嘴皮。這種精神，實在值得崇敬！這種立場，也實在應該肯定。

相反，孔子和孟子，則是站在統治階級一邊的。而且，在某種意義上，孟子比孔子還更進一步：孔子只是講“王道”，孟子則已經講“王業”。比如孟子講“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最後落實到什麼呢？落實到“天下可運於掌”（《孟子·梁惠王上》）。他講“尊賢使能”，也是落實到“無敵於天下”。孟子還說：“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公孫丑上》）還有，與民同樂，也如此：“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這就是“王業”了。我們知道，在戰國時期，王業與霸業，那是隻有一步之遙的。txt電子書分享平臺

六　儒墨再評價（5）

看來，歷史總是喜歡跟人開玩笑。出發點、目的地和實際結果，也並不總是一致。墨子為人民謀，結果是“君權重於民權”。孟子為君主謀，結果反倒是“民權高於君權”，這又是為什麼呢？

原因之一，是墨子把事情看簡單了。在他那裡，人民群眾似乎只有物資需求，沒有精神需求；只有經濟利益，沒有政治利益。因此，他只為人民群眾爭取生存權利和經濟權利，不為他們爭取思想權利和言論權利。相反，在他看來，這些權利還必須無條件地交給統治者。結果，按照墨子的方案，如果要把人民群眾從經濟壓迫中解放出來，就必須同時讓他們變成統治階級的精神奴僕。這可真是讓人哭笑不得！看來，評價一種思想和學說，不能只看立場和出發點，還得看最後的結果。

墨子為什麼會把問題看簡單了呢？因為他是狹隘的功利主義者。在他那裡，人類似乎只應該有一種需求，這就是物質需求；只應該有一種生產，這就是物質生產；也只應該有一種文明，這就是物質文明。除此之外的一切，包括精神需求、精神生產和精神文明，都是多餘和不必要的。什麼思想權利，什麼言論權利，當然都可以不要。

但這也頂多只是思想言論權利可以交出而已，為什麼還必須交出，而且還必須無條件地交給統治者呢？因為非如此而不能“尚同”。這就是墨子主張“君權重於民權”的第二個原因，也是更重要的原因。你想啊，按照墨子的觀點，人民群眾如果有思想言論的自由，豈非“一人一義，十人十義，百人百義”，弄得“無君臣上下長幼之節、父子兄弟之禮”，沒大沒小，亂成一團，“如禽獸然”（《墨子·尚同中》）？所以，最好的辦法，是人民群眾將思想言論的權利交給統治者，自己只承擔反映情況提意見的義務。這就是墨子的主張。

毫無疑問，這是墨家思想最大的敗筆。而墨子有此敗筆，也不奇怪，因為他是武士的代表。他的學派，也有一種“準軍事組織”的性質，張蔭麟先生稱之為“武士的行會”（《中國史綱》）。這樣的團體，最講究的就是令行禁止，絕對服從。事實上，在墨家全盛之時，他們也確實做到了這一點。那時，所有的“墨者”，都無條件地服從他們的最高領袖──“鉅子”，赴湯蹈火，在所不辭。他們的組織內部，甚至可以動用私刑，處決違法亂紀的人（請參看本書第六章第二節）。這也是墨家與諸家的一大區別：墨家學派有如國家，師生之間有如君臣。儒家學派有如家庭，師生之間有如父子。至於道家和法家，則是連組織都沒有的。這，又誰是誰非呢？

可惜現在我們還不能做出最後的結論。因為就在儒墨兩家爭執不下的時候，另一種聲音也在中華大地上響起。這種聲音認為，什麼“仁愛還是兼愛”，什麼“君權還是民權”，什麼“改良還是革命”，都沒有意義。解決社會問題，不是靠做，而是不做；不是要考慮做什麼和怎麼做，而是要考慮不做什麼和怎麼不做。也就是說，順其自然，或者無為而治。以火救火固然不對，以水救火也不行。前者（仁愛）是揚湯止沸，後者（兼愛）是杯水車薪。正確的方案是什麼呢？釜底抽薪。

我們知道，發出這個聲音的是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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