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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了一下他的通訊記錄。二十號晚上，何忠義曾經幾次與一個沒有登記過的號碼透過話。”
“唔？”駱聞舟一挑眉，“奇怪在哪？我們之前不就推斷死者和兇手應該認識嗎？”
陶然說：“奇怪的不是這幾通電話dd那天晚上九點五十左右，何忠義的手機上收到了一條簡訊，來自另一個難以追溯的黑號，內容是‘結賬地點改在金三角空地，五月二十日’——你說這是什麼意思？結賬？結什麼賬？跟誰結？‘金三角’空地又是什麼？我總覺得這個名字有點……”
駱聞舟突然開口打斷他：“先不管這個，文昌路那邊是老城區的核心地段，人很多，九點多也不算晚，你帶幾個兄弟在附近轉著問問，看是不是能有見過他的。”
陶然一愣，還沒來得及說什麼，駱聞舟那邊已經急急忙忙地掛了電話。他忍不住對著自己的手機皺了眉——之前，陶然以為王洪亮只是一隻單純的么蛾子，就想推諉責任和尸位素餐，因此要防著他幹出出圈亂紀的事阻撓調查，最好能找個由頭把他捅下來。
而直到這時，陶然才隱約意識到，這件案子裡恐怕並不只有政治。
市局刑偵大隊行動非常利索，不到一個小時之後，刑警們全部就位，兵分四路，開始拿著死者何忠義清晰近照到處打聽。
這種工作通常是刑警們的日常活動之一，不得不做，極其漫長無聊，痛苦程度大約和在路邊發傳單不相上下，他們得把一樣的話跟無數人解釋無數遍，能不能排查出蛛絲馬跡，卻還是都得拼運氣。
因為人眼不是監控攝像，不可能把每一個經過的人都留存。
而這個城市太大了，所有人都在早出晚歸的洪流中週而復始——鄰里之間大多隻是點頭之交，公共交通工具上只有一大片低著的頭，人們透過巴掌大的螢幕，可以能圍觀大洋彼岸的鬧劇，窺探南北極上的奇聞，參與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內所有大小熱門事件的討論，每時每秒都忙碌非凡，當然無暇記住一個衣著不合時宜的小小打工仔。
因為他實在太普通、太無趣了，並不值得一顧，也並不值得被短暫地存在誰的記憶裡。
不論死生。
這一次，警方的運氣用盡了，陶然他們頭頂太陽，一直把太陽嘰裡咕嚕地頂下了山，依然一無所獲。
“副隊，我們那邊都說沒見過。”
“陶副，我們走訪的是西邊那條路，把沿街店鋪裡的監控挨個調出來看的，你猜怎麼著——沒有。”
“有個老頭說他可能見過，我問他往哪去了，結果他給我指了一處建築工地。”
至此，何忠義下車以後去了哪，又在哪裡遇害，線索又續不上了。
這個不到二十歲的少年人，來到偌大的燕城不到一年，在監控的默片中繞著城市中心走了大半圈，繼而失去蹤跡，死在某個不為人知的角落。
而人死了，屍體竟還不肯歇息，竟又離奇地乾坤大挪移，千里迢迢地回到花市西區dd從哪來，回哪去，不影響繁華地段的市容建設。
陶然也無計可施，只好把一幫被烈日烤出油來的刑警們就地解散，簡短地向駱聞舟彙報了失敗的工作進度。
“我這邊估計沒什麼進展了，”陶然說，“我看還是得重新回去做受害人分析……你這是在外面嗎？”
駱聞舟好像正在什麼人的車上，因為電話裡傳來車載收音機的路況播報，主播正在用“窮舉法”描述“全市每一個地方不堵”的晚高峰。
駱聞舟含混地應了一聲，頓了頓，把車載收音機關上了：“或者也可以想辦法走張東來這條線。”
“張東來？”陶然說了一天的話，嗓子眼冒煙，腦子也有點發懵，直眉楞眼地問了一句，“他的嫌疑不是已經基本洗清了嗎？”
“張婷說，何忠義曾經攔住她，向她打聽了一個姓‘馮’的神秘人物，如果何忠義當時沒有認錯人，那這個神秘人物很可能和張婷他們有過交集；第二，我不知道你注意到沒有，何忠義離開承光公館外圍的時候，正好和張東來第一次從會所室內出來、到院裡來的時間差不多，當時張東來顯然沒打算離開承光公館，所以他出來除了透氣之外，是為了什麼？”
陶然先是一愣，隨後立刻反應過來：“飯局結束有人要先走，他出來送——你的意思是，當時離開的那一批人裡，很可能有何忠義要見的人？”
“加十分，沒獎金——還有那個可疑的手機，咱們昨天之所以查到張東來頭上，就是因為那個手機。以張東來那小子的尿性，可能都不知道‘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