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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花山”不是一座山，是燕城北郊的地名，早年屬於燕城下轄的縣城，已經於十幾年前被劃入到燕城市，成了一個開發區。
筆記本的那一頁中，除了那幅傳神的畫像，還夾了幾張泛黃的舊照片，用透明膠條貼在紙頁間，時間太久了，一碰就往下掉。
它們有的是畫面模糊的生活照，還有時代特色濃郁的照相館作品——都是荷蘭風車的背景布，誇張的打光，上面的少女笑容有些僵硬，像是曝光時間過長的擺拍。
照片一共六張。
老照片這東西，說來很奇怪，所有的相紙放上幾十年，都是一樣的褪色、一樣的泛黃，如果照片上的人幸福美滿，那泛黃的舊跡就顯得回味悠長、歲月靜好，但如果照片上的人後來遭到不測，旁人再回顧他當時的音容，卻總能從中看出些許詭異陰沉的氣息，好像主人的怨憤與不甘都附著在了靜態的圖片上，冥冥之中昭示著什麼似的。
“是楊老嗎？”郎喬問，“他怎麼會管開發區的事？”
“當時市局有個政策，不滿三十五週歲的都得下基層鍛鍊——要麼是去派出所，要麼是到當時幾個縣裡，我師父他們去的就是蓮花山，在那待了半年多。”駱聞舟小心地捏起照片的邊緣，重新夾回筆記本里，“剛去沒多久，就遇上了那起案子——你可能都沒聽說過，那會我還是學齡前呢。”
“剛開始有個男人來報案，說孩子丟了。”陶然翻了翻筆記本，除了照片和畫像以外，筆記本上的大部分內容都是純手寫的，老刑警的字相當漂亮，清秀又有力，有形有體，照片前面的一頁上寫著“郭恆”兩個字，名字下面畫了三行重點線，“對，報案人就是這個郭恆，丟的是他十一歲的女兒，小名叫‘菲菲’。”
駱聞舟聽到這裡，放在一本厚教材上的手一頓，納悶地抬頭去看陶然：“你都喝成這樣了，還記得那女孩叫什麼？”
陶然低頭避開他的視線：“聽老頭唸叨多少年了，來龍去脈我都能背下來。”
常寧平時工作忙，看電視的時間都少，難得近距離地聽刑警隊的人講故事，不由得好奇地追問：“後來呢？”
“那時候家長帶孩子普遍不像現在這麼走心，十一二歲的，已經屬於大孩子了，平時上學或者去同學家玩，一般都是跟家長說一聲就跑了，大人也不會一天到晚圍著他們轉。”
“但是郭菲這個小女孩屬於特別老實規矩的，上學放學都有固定點鐘，晚回來五分鐘都能說出正當理由來，學習從來不用家裡操心，失蹤當天也沒什麼特別的，她同學說，那天郭菲放學後沒在學校逗留，按時回了家，從學校到她家，大概有十五分鐘的路程，孩子就是在這十五分鐘裡丟的。我師父他們沿著她平時走的路來來回回踩了幾十遍，那年月路上沒有現在這麼多監控，但是孩子回家的路沒有特別‘背’的地方，當時正是夏天，傍晚天也不是很黑，外面來來往往人很多，按理說，那麼大一個女孩被人從街上帶走，哪怕稍微有一點不對勁，也不可能完全沒人注意到。”
“可是走訪了一大圈，就是一無所獲。他們把學校附近翻了個底朝天，連女孩一根頭髮都沒找著——福爾摩斯不是有句名言麼，‘排除了一切不可能的，剩下的再不可思議，也是真相’，所以當時有人說，要麼是熟人作案，要麼是孩子自己離家出走了。”
“順著熟人作案的思路，警方排查了一個遍，學校的老師校工、郭家的親朋好友，甚至那孩子平時常去的文具店、小超市……一共傳訊了上百人，但都一無所獲。”
陶然說到這，話音一頓：“就在他們調查陷入困境的時候，女孩父親郭恆突然接到了一通電話，接起來沒人說話，只聽見有個小女孩聲嘶力竭地慘叫，孩子她媽一聽就暈過去了，警方立刻透過號碼找著了電話的位置——是個很偏僻的電話亭。”
郎喬奇怪地問：“沒有監控？”
“沒有，那個電話亭本身在垃圾站旁邊，看著像廢棄的，好多人都不知道那臺電話還能用，”駱聞舟說，“電話亭旁邊找到了一點血，和郭菲的血型一致，但當時不能檢驗dna，無法確準究竟是不是她，沒有指紋。”
陶然的客廳裡一時沒人說話。
好一會，一直沒吭聲的費渡才插嘴問：“沒有別的電話？沒有勒索，也沒有要贖金？”
“沒有，”陶然說，“那通電話之後，綁匪再也沒有聯絡過女孩家裡。沒有要錢，也沒有提過要求。”
費渡端著酒杯輕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