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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惠言的詞作，文字簡淨，少用華豔的辭藻和典故，抒情寫物，細緻生動，詞旨在若隱若顯之間。他的《水調歌頭·春日賦示楊生子掞》五首，前人頗多稱頌，下面這首《木蘭花慢·楊花》也很有名：
儘飄零盡了，何人解、當花看。正風避重簾，雨回深幕，雲護輕幡。尋他一春伴侶，只斷紅、相識夕陽間。
未忍無聲委地，將低重又飛還。疏狂情性，算淒涼、耐得到春闌。但月地和梅，花天伴雪，合稱清寒。收將十分春恨，做一天、愁影繞雲山。看取青青池畔，淚痕點點凝斑。
和張氏大多數詞作一樣，這首也包涵了一種物華衰殘之哀。或許這一類詞確實隱埋著什麼特別的人生感想，但所謂“風騷之旨”究竟是什麼，是無法尋得頭緒的。只是楊花所象徵的那種不甘零落而終究零落的命運和悲涼情緒，還是可以體會。
與朱彝尊、厲鶚的詞作相比，它的感染力顯然差得多。這種若隱若顯的寫法，雖可以作為多種風格中的一種，但如果要求所有的詞都這樣來寫，單調和重複將不可避免。張惠言一生作詞不多，恐怕就與此有關。
通行本《詞選》後面，附有鄭善長所編《附錄》一卷，收張惠言、張琦兄弟及黃景仁、左輔、惲敬、錢季重、李兆洛、丁履恆、陸繼輅、金應珹、金式玉和鄭善長自己的詞，他們中除後三人為安徽歙縣人外，其餘都是常州（武進、陽湖）人，因此他們被稱為“常州詞派”，但這些人中，黃景仁、錢季重早逝，惲敬、李兆洛、陸繼輅等為陽湖派古文家，並不以詞名，堪稱張氏羽翼的是後三人，他們都是張氏的門生。但他們在當時並沒有多大影響，真正進一步推衍常州派理論而有重大影響的，是稍後的賙濟。
賙濟（1781—1839）字保緒，一字介存，晚號止庵，江蘇荊溪（今宜興）人。嘉慶進士，官淮安府學教授。有《味雋齋詞》、《詞辨》、《介存齋論詞雜著》，並選有《宋四家詞選》。
賙濟早年曾隨張惠言的外甥董士錫學詞，但他與繼承張氏衣缽的董氏之說“或合或否”（《味雋齋詞自序》），對張氏的詞論也提出了不少修正的意見。其一，張惠言提出詞體與“詩之比興，變風之義，騷人之歌”（《詞選序》）相近，因此詞與詩賦有同樣的價值，這掀起了詞史上所謂“尊體運動”。
賙濟更提出“詩有史，詞亦有史，庶乎自樹一幟矣”（《介存齋論詞雜著》），進一步強調了詞作為一種獨立文體的地位。其二，張惠言重比興寄託，但如以他在《詞選序》中的“指發幽隱”之說為準的話，實在是很容易把詞寫成謎語。賙濟也強調寄託，但在講“非寄託不入”時又講“專寄託不出”（見《宋四家詞選目錄序論》），要求超然於事象之上，使“靈氣往來”（《介存齋論詞雜著》），這就避免了把詞中的意象、文辭變成一種隱晦的“程式碼”。其三，張惠言《詞選》雖貫穿其理論主張，但範圍稍廣，兼有精選讀本的性質，賙濟《宋四家詞選》只取周邦彥、辛棄疾、王沂孫、吳文英四家，而以其他詞家分屬這四家之下，並明確提出學詞的途徑是“問塗碧山，歷夢窗、稼軒，以還清真之渾化”，則完全成為學詞的範本，且更為簡明。他推重張氏所不取的吳文英，又以周邦彥為最高典範，均與《詞選》的標準有所不同。
常州派的理論經過賙濟的發揮，更為系統化，也更為簡明實用，所以影響也更為廣泛深遠，籠罩了清後期的詞壇。
在浙派、常州派先後成為詞壇主要勢力時，也有些詞人不依傍這兩家，其中項廷紀（1798—1835）較有成就。他原名鴻祚，浙江錢塘（今杭州）人。道光舉人，應進士試不第，漂泊謀食，早卒。有《憶雲詞》。前人多將他列入浙派，然項氏既對當時浙派中人有所指責，且明言其《憶雲詞丁稿》“惟仿花間小令”（《憶雲詞》自序），則顯然有自別於浙派之意。
他的詞多寫身世淒涼之感。有一首《滿江紅》，有小序雲：
“九月十四晚乘月過虎跑，憩小池上，見寺門未闔，閒步見客室，有皂衣高冠者呵禁甚厲。問老僧，知當軸諸貴人宴兩試官於此，始憶城中放榜又三日矣。一笑紀此。”
獨有常娥，不笑我、青衫依舊。正相伴、寺門乞茗，野橋沽酒。小隱竟成丁令鶴，學仙羞逐淮王狗。趁夜涼、來叩遠公房，驚而走。蓮座倨，蠻獅吼。松徑僻，驕驄驟。只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