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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樸出身名門，一生交遊極廣，他寫清末士大夫的生活正是得心應手。在廣泛地反映那些上層文人在國家危亡之際猶自爭名奪利、風雅自賞，而全無救亡圖治的熱情與才能這一點上，小說是比較成功的。像狀元出身任外交使節的金雯青，對國外的政治與社會生活極其隔膜；他自命懂得歷史輿地之學，卻以重價購得一幅錯誤的中俄交界地圖，自己重加校勘後付印獻給總理衙門，斷送了國家八百里土地。又如甲午海戰前夕，高中堂、龔尚書等所謂“朝廷柱石”，只是在那裡大談“災變”、“夢佔”，發些無聊的牢騷；龔尚書（龔平，影射翁同龢）還寫了一篇《失鶴零丁》貼在街頭，算是抒發憂憤。小說仍有一般譴責小說形容過度、張大其詞的通病（特別在刻畫名士的矯情、做作方面），但並不把清廷官僚當作“衣冠禽獸”來醜化，而更多地透過寫他們貌似憂國、實為腐朽，反映出清末政治的不可挽救。這比起以前的譴責小說，終究是有所進步了。
《孽海花》人物眾多，事件紛繁，因而在人物形象的描繪上不夠細緻。但其中對傅彩雲使用筆墨較多，還是寫得相當成功的。她由妓女而成為金雯青的小妾，充過一陣公使夫人，最後仍成為妓女。小說中寫她既溫順又潑辣，既多情又放蕩，有一種在其特殊生涯中形成的個性。她出場的時候，總是有聲有色。《孽海花》的語言，魯迅稱為“文采斐然”（《中國小說史略》），這也是一個長處。作者不僅對辭藻很講究，寫人物對話，也注意符合各人的身份和性格。高官在正式拜會和私下往還時所說的話不一樣，傅彩雲、阿福等出身“下賤”的人同上層文人的腔調更大有差異。許多對話寫得頗見機巧，如金雯青得知傅彩雲與僕人阿福私通後，想趕走他卻不便明講，恰巧阿福打破了一個煙壺，借便打了他兩耳光，罵道：“沒良心的忘八羔！白養活你這麼大，不想我心愛的東西，都送在你手裡，我再留你，那就不用想有完全的東西了！”阿福則回答：“老爺自不防備，砸了倒怪我！”在雙關的意味中透出人物的心理。
《官場現形記》、《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老殘遊記》、《孽海花》，通常合稱為清末四大譴責小說。這些小說和其他同類小說一起，反映了清末政治的普遍的腐敗現象和社會大眾對清政府的厭惡心理，並且透過小說本身思想傾向的變化，反映了清末知識分子思想變化的情況，具有一定的認識價值。
在小說技巧方面，也出現了若干新的因素。但必須注意的是：
1，譴責小說或多或少都有誇張失實的毛病，它所反映出的是一種變形的映象，不可完全當作歷史的真實面目來看待；
2，譴責小說大體上是順應時俗的作品，它和現實政治、大眾需求關係較緊密，而缺乏作者獨特的人生體驗和深刻的思考，所達到的思想深度是有限的；三，譴責小說普遍注重故事性，而缺乏對人物命運的關懷，因而在塑造人物形象、反映人性的複雜內涵這一小說藝術的關鍵上，沒有取得特出的成就，與明代小說及清中期小說相比，實際上是衰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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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章 向新文學的推進
一、在最後的這一章，我們將稍稍越出一般中國文學史論著的習慣範圍，簡略地討論元明以來的文學發展與“五四”新文學的關係。以一九一五年《新青年》雜誌（第一卷名《青年雜誌》）創刊為開端、作為新文化運動一部分的新文學運動，表現出強烈的反傳統姿態；其主要代表人物如陳獨秀、胡適、周樹人（魯迅）、周作人等，均曾留學國外並深受西方文化影響。因此，所謂“新文學”往往被認為與中國原有的文學發展程序沒有多少關聯，或至少是沒有本質上的關聯；在某些人看來，它還與整個新文化運動一起，造成了中國文化傳統的“斷裂”。我們認為，這一類看法中存在不少需要澄清之處。
所謂“傳統”是一個經常被使用而內涵頗為寬泛的概念，在此難以作透徹的分析。但至少可以說：“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