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日本的腐敗與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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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才是財富。一般來說，“行動派”右翼的財富來源相對更為“體面”，社交圈中政要名流多一些。而“任俠系”黑社會組織對於兒玉譽士夫這樣的右翼“行動派”，往往還心懷一種複雜而奇特的敬意，遇有黑社會組織發生內部衝突的時候，右翼大佬們常常以調停者的身份出現。這實際上也是二戰後右翼政治勢力滲透、統合黑社會組織的基礎。

二戰結束後，兒玉譽士夫一度被美國人作為甲級戰犯關進了監獄，他從上海搜刮回來的財富也面臨被沒收的危險。但和岸信介等其他日本甲級戰犯一樣，面對美國一方面不廢除天皇，另一方面強力彈壓右翼政治團體的兩手，都來了一個大變臉，轉而鼓吹“日美同盟”，聲稱只有和美國合作才是日本未來的出路，表現出日本右翼徹頭徹尾“欺軟怕硬”的功利和現實。據說，從監獄放出來時，兒玉就已經在為美國中央情報局工作了，專門負責幫助盟軍查獲被其他人隱匿的戰前日本軍用物資。然而，2007年3月12日，美國解禁的一份中央情報局對日機密檔案中對於兒玉的評價很低——“幾乎不具備什麼收集情報的能力，是一個專業的騙子，唯一感興趣的就是撈錢”。

兒玉譽士夫將政治化“任俠系”黑社會團體與撈錢幾乎完美地結合了起來。例如，1959年（昭和34年），日本國內掀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反對“日美安保條約”的鬥爭，3月，134個進步社會團體召開大會，自發組成“阻止修改《日美安保條約》國民會議”，當時日本國內幾乎所有的左翼進步力量全部參與進來。另外，日本右翼政治勢力也意識到了危機，成立“全日本愛國團體會議（下文稱全愛會）”，將當時比較活躍的日本右翼政治組織幾乎都統合起來，試圖與前者對抗。4月26日，“阻止修改《日美安保條約》國民會議”展開第十五次全國統一行動，發動群眾請願、集會和示威。日本國會收到請願書17萬封，參加請願的人數達到330萬人次，成為日本歷史上“空前的大請願”。就在這樣的形勢下，美國方面卻提出總統艾森豪威爾將於6月19日訪日。由於日本警力已經完全用於應對遊行、抗議和示威，如何確保艾森豪威爾的安全就成為讓岸信介政府非常棘手的難題。按照當時接待艾森豪威爾工作總負責人橋本登美三郎的計算，為確保艾森豪威爾的安全，需動員8萬人，以當時的警力狀況，缺口大約在4萬人。因此必須藉助民間右翼團體和“任俠系”黑社會組織的力量。具體負責與“任俠系”黑社會組織各位大佬交涉、協調的，正是兒玉譽士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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