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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把俱樂部賣給其他人，以圖從交易中獲利。足總的衛道士原則，在這第34條裡體現得無比清晰：支援俱樂部的人，只能為了保護俱樂部利益而參與俱樂部經營，決不能為私人圖謀經濟收益。
在二十世紀初，一直到二戰爆發，英格蘭足總能量巨大，足總管理者仍然是公學子弟，大部分都有著牛劍教育背景，維多利亞時代的道德標尺仍然被尊放在無比崇高的地位。足總雖然接受了職業化、聯賽和足球俱樂部有限責任公司等商業化改革，但是對於足球基本倫理的維護，仍然是絲毫不動搖的。一種意識形態上的南北矛盾，存在於英國足球界：南方以足總為代表的業餘足球精神純潔堅定，北方則有大批新型職業化足球俱樂部的出現，他們時刻都想挑戰足總的道德底線。
由於聯賽興旺，更多來自聯賽委員會的代表進入了足總理事會，他們代表的是職業足球利益，對於足總的嚴格管制長期不滿。即便如此，兩個足球管理機構的狀況，在二戰之前十分健康，用戰前足總主席威廉？皮克福德的話說，“聯賽的力量，強化了足總，足總的管理保護了聯賽。”
只是二戰之後，當大英帝國不可避免地解體，整個世界發生翻天覆地變化時，覆巢之下，足球也不能再按照以往的形態延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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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篇 進退維谷的職業足球（1）
俱樂部VS國家隊
整個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足球靠邊站，足總只剩下了一個工作人員：後來成為了爵士的斯坦利？魯斯。魯斯在這個艱難困苦的時期，擔任著英格蘭足總的秘書，也協助不同的軍方機構組織了各種戰時足球賽事，不過整個聯賽體制陷入癱瘓，一切都為戰爭讓路。
二戰結束之後，千瘡百孔的英國社會，在馬歇爾提出的歐洲復興計劃幫助下，進入一段重建期，舊的社會層級體系崩潰，貴族和士紳的勢力委頓，傳統的價值倫理觀念，也在新時代衝擊下逐漸減弱。魯斯代表的還是過往那個時代的業餘足球精神，他不遺餘力地以自己的方式保護著足球，儘管這種保護已經經受不起時代的考驗。以他的名望和謙謙君子風範，魯斯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國際足球界，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後來成為國際足聯主席。1966年，世界盃能回到英國這個現代足球發源地，魯斯功不可沒，只是他這種對業餘化足球的堅守，最終導致在1974年國際足聯主席連任競選中，被代表了商業足球以及亞非拉新興勢力的巴西人阿維蘭熱徹底擊敗。
二戰一結束，聯賽足球恢復，立即進入了一個前所未有的空前繁榮期。英國社會百廢待舉，被戰爭壓抑經年的人們急切盼望著生活秩序的復甦，對於各種娛樂休閒活動都處於極度飢渴的狀態。歐美社會在五十年代出現的一個生育高峰，baby boom； 就是這個階段的時代產物，新文化現象蓬勃興起，聯賽足球更是成為了社會寵兒，每個週六下午三點的聯賽賽事開始時間，正式在社會大眾被固化。這個黃金十年，英格蘭聯賽的上座資料屢創高峰，像斯坦利？馬修斯和芬利等一代巨星，更成為了全社會擁戴的新英雄。
高支援率，自然會帶來高額商業利益，英超聯賽委員會和各職業俱樂部，也在二戰之後進入了一個真正的賺錢時期。戰後十多年，球員頂薪制度仍然和社會同步，哪怕是馬修斯這樣享譽歐洲足壇的巨星，仍然得接受週薪不得超過20英鎊的上限。在法國《隊報》創立的歐洲足球先生金球獎評選中，馬修斯雖然早就過了職業競技巔峰期，並且也只是效力於小俱樂部，但憑藉其聲望，和英國足球巨大的影響力，馬修斯成為了第一屆金球獎得主，即便如此，他的薪酬收入，在俱樂部經營中只算是極為低廉的人力成本。大幅上升的俱樂部門票收入，和逐漸出現的一些商業贊助收入，讓聯賽和俱樂部愈發強勢。
這樣的格局，恰恰是足總所擔心的，商業化趨勢在直接威脅著足總的倫理哲學。聯賽既然由聯賽委員會直接管理，足總對聯賽的控制權幾乎不存在，不過英格蘭代表隊，仍然是足總直接操控的權力範圍。於是聯賽委員會和足總矛盾的直接體現，就在俱樂部和英格蘭隊的矛盾——直到今天，這種Club VS Country的矛盾，每年都會成為英國媒體和公眾熱炒的話題。弗格森曾經幾次在英格蘭隊賽事之前，以球員有傷等名義，要求斯科爾斯、魯尼等人缺席英格蘭隊比賽，就是聯賽和足總矛盾的現實例項。對於俱樂部而言，球員代表英格蘭隊參加國際賽事，是一種對俱樂部毫無利益的義務，而一旦球員在英格蘭隊國際賽事中受傷，或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