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部分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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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令華夏銀行大跌眼鏡的是,給太平洋償貸延期後,身家125億元的超級富豪嚴介和,竟然連每季度100多萬元的利息都無法按時支付。
眾銀行大驚,重新“圍攻”嚴介和。嚴介和左右為難──如果承認還不起,等於承認資金鍊已斷裂;但又確實緩不過氣來,如此又給人以“有錢不還”的感覺。
2006年下半年,兩難中的嚴介和,一邊抵押房產表態,請求銀行高抬貴手,以友好協商而非訴諸法庭的方式解決,一邊向政府求援。
嚴介和在向江蘇省政府提交的一份《關於請求協調解決太平洋建設集團臨時困難的緊急報告》中,列舉的幾條“臨時困難”是:媒體轟炸式的負面報道引發了銀行的恐慌;銀行群起逼債;胡潤百富榜中關於他的排名和媒體報道,給法院造成他故意拖欠的印象。
《財經》雜誌在後來的一篇報道中稱──
與近年來相繼垮掉的唐萬新、顧雛軍們類似,嚴介和也習慣於將自身的失敗歸咎於外因,比如媒體、銀行、法院的互動“制裁”,或民營企業不受重視的制度環境。在號稱退出商界前“最後一次接受媒體採訪”時,嚴介和說,民營企業太沒有地位,“如果我做的是國有企業,就繼續做了。”
嚴介和提出的兩個問題都很有現實意義。一是媒體的跟風炒作,可謂成也媒體、敗也媒體;二是一個民營企業家從事壟斷行業的拘謹。可以說,嚴介和只是利用了城市化程序和地方政府急於推進國企改制的需求,即使沒有嚴介和,也可能會誕生張介和、李介和,只不過因為是民營企業,在風平浪靜時看似左右逢源,但到風口浪尖時,或許只能左右為難了。
促使嚴介和更快走到不尷不尬的境地,是彼時他與地方政府關係間的矛盾浮出水面。
為了應對 “欠貸門”事件,思維敏捷的嚴介和想出兩招,一是將太平洋重組,即成立蘇商、滬商、京商等六大集團,太平洋則蛻化為一家控股公司;二是將蘇商集團總部設在上海而非南京,作為太平洋的旗艦業務公司。
兩招之中,第一招延續了“嚴氏精明”。設立六大區域集團公司,彼此之間沒有股權和債務關聯,無疑是出於防範風險連帶的目的,任何一家出了事,都不會牽連另一家。這也可以看作“舍卒保車”──在嚴介和眼中,風雨飄搖的太平洋集團是“卒”而非“車”。
他的第二招則授人以柄了。將旗艦業務公司總部設在上海,在當地政府和銀行看來,首先是嚴介和有逐步撤離江蘇的意思,其次,嚴介和想把優質資產帶走,留下一堆債務和擔保給近乎“殼公司”的太平洋,這種騰挪術會被當地銀行和政府視為“胳膊腿兒往外拐”,於是銀行再度大力逼債,當地政府則由以前的同情和支援,慢慢變為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甚至視而不見。
最後的結局是,嚴介和不得不把蘇商集團遷回南京,且只做江蘇省內的業務,“以充分表明太平洋建設對江蘇的激情”。
曾輝煌無比、前呼後擁的嚴介和終於發現,他離孤獨從來只有半步之遙。儘管這種孤獨感的誕生與其瘋狂擴張的脾性有關,但從另一個層面,也等於宣告嚴介和以前津津樂道“與政府結盟”之模式的不堪一擊。
萬通集團掌門人馮侖曾撰文稱,民營企業家與政治家應“同心同德,予而不取”,他選擇虞洽卿、榮毅仁與王石三人為民營企業主學習的藍本。嚴介和對此體會頗深,他感慨道:“我以前的個性太過張揚,張揚的太過激情,這不是我名字中的中庸本意。悲壯跳下汨羅江的屈原,痴迷到瘋瘋癲癲的李白,都不是我嚴介和效仿的榜樣。要知道,明明白白的妥協是高尚,坦坦蕩蕩的妥協是英雄。”
後來,“太平洋系”有驚無險,度過了難關,而嚴介和更是完成了一種自我超越和蛻變,如此說來,他還是“賺”了。2007年7月,嚴介和淡出太平洋,其妻張芸芹接任掌門人,形式上雖是在玩對倒遊戲,但對嚴介和來說,他懂得了低調和妥協的價值。在這一年的胡潤百富榜上,婦唱夫隨,張芸芹、嚴介和以100億的財富居第65位。
給我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嚴介和在淡出太平洋後對自己作為一個蘇商狂人創業20多年、與政商關係博弈20多年來的調侃式評語:“清明節祭祖時我在墳上說:列祖列宗們,你們放心吧,我又回來了。我終於走出了異常,超越了超常,迴歸了正常,不再做過去你們看不起的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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